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
邓正来
【全文】
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
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用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