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在理财与利益磨合之间
季卫东
【全文】
十一世纪的中国出了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叫王安石。他不仅作为宰相行立百度，而且还学贯千载、文藻万物，并在公务之余留下了不少清遒旷放的诗词。其中有首七绝，题为《江上》，表达了一种苍凉中的乐观和期望——“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抚今追昔，这字里行间的意境仿佛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的预言式写照。
2003年是个多事的年头。但无论是倒春寒、夏秋连天雨还是“非典”疫情、高层人事纠葛、城市拆迁案等等，最终都未能阻挡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期间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筹划，并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便把握极其难得的机遇，实现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打破“黄宗羲怪圈”和城乡分割的管理格局、建立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改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在提高行政系统效率的同时逐步推动民主化。我们当然不会幻想从此体制改革的航路会风平浪静，但却有充分的理由为廓清疑云之后千帆渡江而来的那种阵势而感到振奋。
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除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成功的大喜讯之外，其最实在的标志就是四海之内货币蓄积，国库和私人腰包也都日益充足。但居安思危、顺境反省一番就可以发现，仅就“发财”而言，其实也还是有两大隐患有待尽早消除。一个隐患涉及钱的流向问题。社会游资是在国内周转还是逃出境外、是用于再投资还是消费，直接影响到资本运作机制，特别是通过直接融资（股市）和间接融资（银行）等渠道可以决定企业活动的生死兴衰。单纯的贸易收支和贵金属收支的顺差并不能保证金融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中枢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转轨、产业结构重组、赋税体系的合理化、国债发行以及自主性地方财政的建构等犬牙交错在一起，有必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另一个隐患涉及钱的分配问题，包括缓解贫富悬殊、改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提供更充足的公共物品等社会诉求，需要借助改革财政制度和预算审议方式作为操作杠杆来撬动既得利益者所设置的障碍。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的中国，政治改革虽然千头万绪，但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不妨归结为“理财”二字。再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化，最核心的作业是如何通过调整权力运作的机制来实现资源合理布置、财富公正分配，无非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利益磨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