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 参见：Herndon v. Lowry, 301 U.S. 242 .
[ 8 ] 参见：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 Pennekamp v. Florida, 328 U.S. 331 .
[ 9 ] 参见：De Jonge v. Oregon, 299 U.S. 353 .
[ 10 ] 参见：Edwards v. South Carolina, 372 U.S. 229 .
[ 11 ] 参见：Roth v. United States, 354 U.S. 476 .
[ 12 ] 参见：N. A. A. C. P. v. Button, 371 U.S. 415 .
[ 13 ] 参见：Mill, On Liberty (Oxford: Blackwell, 1947)第47页: ". . .出于辩论谋略，试图在事实或论据上压倒对方, 或误述案件事实，或曲解对方意见. . . 所有这一切，甚至程度最严重的（不当行为），常常都是出自完美的诚信； 在许多方面，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并不能被认为是无知和无能。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给误述打上道德错误的印记的情形不多，而确信要对论辩中出现的不当行为进行法律干预的情形就更少了。"
[ 14 ] 一个作者这样描述了公务官员从政的氛围，特别是竞选运动的氛围: “无能、无视公共利益、同情共产分子等等，诸如之类的指控不绝于耳；受贿、贪污和其他刑事犯罪的影射也并非罕见。”Noel, Defamation of Public Officers and Candidates（论对于公共官员和候选人的诽谤）, 49 Col. L. Rev. 875 (1949). 另一在60年前发表的相似文献，参见：For a similar description written 60 years earlier, see Chase, Criticism of Public Officers and Candidates for Office（对公共官员和候选人的批评）, 23 Am. L. Rev. 346 (1889).
[ 15 ] 佛吉尼亚决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惩罚毁谤或者藐视政府官员的意图，而又不侵犯自由讨论公共人物和公共措施的权利，这显然不可能。这种自由讨论也是保护那些掌管政府的人，如果他们受到人民的藐视或痛恨，那就让人民抨击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当局犯错,公众批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
刑法禁止这种正当和自然的效应的发生，那就助长政府逃避责任，而责任正是（政府）诚实履行义务的基础。总而言之，选举政府成员的权利构成了一个自由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的基础，而这一权利的价值和效益取决于知情程度——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知晓、查验和讨论那些争取公众信任的候选人的相对的优点和缺点。" 4 Elliot''s Debates, supra, p. 575.
[ 16 ] The Act expired by its terms in 1801.该法律在1801年因预定生效期届满而失效。
[ 17 ] 参见：Cf. Farmers Union v. WDAY, 360 U.S. 525, 535 .
[ 18 ]除本案之外， NYT称：该广告引发了另外四起诉讼，蒙哥马利市政府的其他委员、亚拉巴马州的州长分别提起了诉讼。在这四起正在审理的诉讼中，其中一个已经裁定了50万美元赔偿，另外三个案件的索赔总额是200万美元。
[ 19 ] 即使是误述，也可以推定它在公共辩论中的贡献：“正是在和错误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有关真理的更为清楚的感悟和更为生动的印象，produced by its collision with error." Mill,On Liberty (Oxford: Blackwell, 1947), at 15; see also Milton, Areopagitica, in Prose Works (Yale, 1959), Vol. II, at 561.
[ 20 ] 例如，Ponder v. Cobb, 257 N.C. 281, 299, 126 S. E. 2d 67, 80 (1962); Lawrence v. Fox, 357 Mich. 134, 146, 97 N. W. 2d 719, 725 (1959); Stice v. Beacon Newspaper Corp., 185 Kan. 61, 65-67, 340 P.2d 396, 400-401 (1959); Bailey v. Charleston Mail Assn., 126 W. Va. 292, 307, 27 S. E. 2d 837, 844 (1943); Salinger v. Cowles, 195 Iowa 873, 889, 191 N. W. 167, 174 (1922); Snively v. Record Publishing Co., 185 Cal. 565, 571-576, 198 P. 1 (1921); McLean v. Merriman, 42 S. D. 394, 175 N. W. 878 (1920). 有关将同一规则适用于公务官员的案件，参见：Phoenix Newspapers v. Choisser, 82 Ariz. 271, 276-277, 312 P.2d 150, 154 (1957); Friedell v. Blakely Printing Co., 163 Minn. 226, 230, 203 N. W. 974, 975 (1925). And see Chagnon v. Union-Leader Corp., 103 N. H. 426, 438, 174 A. 2d 825, 833 (1961), cert. denied, 369 U.S. 830 . 学者的共识显然是倾向于本案采纳的规则。如：Harper and James, Torts, 5.26, at 449-450 (1956); Noel, Defamation of Public Officers and Candidates, 49 Col. L. Rev. 875, 891-895, 897, 903 (1949); Hallen, Fair Comment, 8 Tex. L. Rev. 41; 61 (1929); Smith, Charges Against Candidates, 18 Mich. L. Rev. 1, 115 (1919); Chase, Criticism of Public Officers and Candidates for Office, 23 Am. L. Rev. 346, 367-371 (1889); Cooley,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7th ed., Lane, 1903), at 604, 616-628. But see, e. g.,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orts, 598, Comment a (1938) (reversing the position taken in Tentative Draft 13, 1041 (2) (1936)); Veeder, Freedom of Public Discussion, 23 Harv. L. Rev. 413, 419 (1910).
[ 21 ] 就事实的诚实误述而免责的特权常常被称为“附条件的”特权，以区别于司法、立法、行政和执行程序所承认的“绝对的”特权。见：Prosser, Torts (2d ed., 1955), 95.
[ 22 ] 见：1 Harper and James, Torts, 5.23, at 429-430 (1956): Prosser, Torts (2d ed., 1955), at 612-61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orts (1938), 591.
[ 23 ] 在此，我们没有机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为了实施这一规则，“公共官员”一词扩展到低层政府雇员，或者，被用来将那些包括或不包括在这一概念范围内的人特定化。参见：Barr v. Matteo, 360 U.S. 564, 573 -575. 在此，我们也不需要决定“官方行为”这一概念的界限。在本案，被上诉人的职务是民选的市政委员，显然是一个“公共官员”，这就够了；广告提到的那些事被认为是牵涉到他作为警察总监的官方行为。声称袭击金博士和他家的那些陈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被上诉人被指控参与了袭击和爆炸，这些行为不会被认为是被上诉人的官方行为。被上诉人并没有主张广告指控他个人实施了这些行为，他的论据是：就他作为监管警察的总监的官方行为能力而言，广告把他和这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因为，警察等同于实施爆炸和袭击的“他们”。因此，如果这些言词可以被理解为指向被上诉人，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形容他的官方义务的履行。
[ 24 ] Johnson Publishing Co. v. Davis, 271 Ala. 474, 487, 124 So.2d 441, 450 (1960).在此，初审法官指示陪审团：“单独存在的疏忽或欠缺注意不能作为实有恶意或事实上存在恶意的证据，也不能在诽谤之诉中作为支持惩戒性或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正当理由。”但是，初审法院不愿按照NYT的要求，对陪审团作以下指示：“正如其名称所示，惩罚性赔偿在本案的作用是惩罚被告——纽约时报（一家法人公司）和其他被告。只有当压倒优势的证据使你们陪审团信服，被告……（的行为）是出于恶劣的个人动机和伤害原告的意图，或者被告发表（原告所）抱怨的文字时……全然疏忽和玩忽放任，从而表明（被告）大胆放肆地无视原告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疏忽或欠缺注意。”按照联邦法院的标准，判决惩罚性赔偿，必须指示陪审团发现被告实有恶意；既然初审法院的错误是没有要求陪审团去发现被告实有恶意，并以此作为一般赔偿的要求，我们在此也就不必考虑初审法院的该项指示能否满足联邦标准。
[ 25 ] Accord, Coleman v. MacLennan, supra, 78 Kan., at 741, 98 P., at 292; Gough v. Tribune-Journal Co., 75 Idaho 502, 510, 275 P.2d 663, 668 (1954).
[ 26 ] 第七修正案并没有象被上诉人所争辩的那样，阻断本法院进行这样的司法审查。第七修正案之规则——“非依普通法之规则，凡已经陪审团审理之事实，任何美国法院不得再审”——固然适用于本案。Chicago, B. & Q. R. Co. v. Chicago, 166 U.S. 226, 242 -243; cf. The Justices v. Murray. 9 Wall. 274. 但是，禁止事实问题的再审并不能阻断我们考察：联邦规则是否已经恰当地适用于本案事实。“当牵涉到联邦权利的法律结论和事实发现交织在一起，为了解决联邦法律问题，从而有必要分析事实发现的时候，……本法院将审查州法院的事实发现。” Fiske v. Kansas, 274 U.S. 380, 385 -386. See also Haynes v. Washington, 373 U.S. 503, 515 -516.
[ 27 ] 在一本名小册子里，NYT设定了它的“广告可接受标准”。NYT规定不可接受的广告包括：“欺诈或者欺骗”、“含糊其辞和……误导”、“人身攻击。”在初审法庭回答被上诉人的质疑时，NYT的秘书声称：“鉴于广告没有对任何个人进行人身攻击，从而符合规定的广告可接受标准，”于是，就批准了广告的刊登。
[ 28 ] 被上诉人的证词声称“作为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我的义务是监管警察局，当我读到广告有关警察行为的内容时，我确实觉得那是针对我的。”在他看来，“作为警察总监和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对警察局的全部事务负责。” “当它形容警察行为的时候，我当然觉得那是指向我个人。”他又补充说：“那是我的感觉，广告不仅指向我，而且指向其他的委员和整个社区。” Grover C. Hall在做证的时候说，在他看来，广告的第三段是指“市政府和委员们”；“现在你问我的时候，我自然有一点想到警察总监，因为，警署属于他的排他的职责范围。”“是‘饥饿’这个词使我把联想到总监，…广告的其他内容对我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Arnold D. Blackwell作证说， 在他看来，第三段就是指“警察总监和警察力量，构成警察力量的那些人。”如果他相信关闭学院食堂的广告内容，他将会认为 “警察或者警察首脑超越职权行事，而且他们都不称职。”“我将推定，总监本人命令警察这样做，因此，这是他的责任。”Harry W. Kaminsky 认为，“满载警察”的说法与被上诉人有关，“因为，他是警察总监。” 在他看来，广告第六段提到的逮捕也和警察有关，“我认为，这是暗示警署或者当局做了这些事——逮捕超速驾驶和闲荡。”当他被问到，如果一篇新闻报道称警察“在蒙哥马利市的街头打人或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会作何联想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仍然说，他是警察总监，那些人在他手下做事，因此，我认为他会做一些与此有关的事情。” 他总结说：“当我看到Sullivan先生的时候，我就好象看到了警察局。” H. M. Price, Sr.作证说, 他把广告第三段的第一句话和被上诉人联系起来了，因为“我会自动想到，作为个人，蒙哥马利的警察总监会批准这些事。” William M. Parker, Jr.作证说, 他把广告中的两段话和“警察总监”联系在一起，因为，被上诉人“是警察总监”。 他对质证的（上诉人的）律师说：“如果你是警察总监，我也会联想到你。” Horace W. White, 被上诉人早先的雇主说：“满载警察”的说法使他联想到被上诉人，“因为他是警署的头。”当他被问到，在阅读广告的时候，他是否认为广告在指控被上诉人封锁校园、使用了手枪或者瓦斯的时候，他回答说：“当然，我认为他的警署受到了这样的指控，是的，先生，他是警署的头。”他还说，如果“被上诉人做了广告指控的那些事情”，而被上诉人又向他求职的话，他是不会再次雇佣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