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宪政府与民主》一书中，弗瑞奇教授讨论了“
宪法”一词的含义与职能在西方历史上的演化。[16] 在哲学意义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
宪法(希腊语politeia)视为整个城邦的政治秩序。在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民主开端--雅典民主时期，人们并不认为政府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谐之矛盾。国家只是一种特殊的社团而已：它是所有公民为追求幸福而形成的一种“公共”(Public)组织，即包括一切有限社团的普遍社团。
宪法即为规定这种普遍社团的组织结构之法律文件。虽然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阐述了政体变换的机制，且早在雅典民主与罗马共和时期就出现了权力平衡和利益代表的体制设计，基于秩序和谐的传统政治理论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那时发展起来的自然法理念和基督教有关个人意志自由之教义，虽然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却并未从根本上挑战政治哲学的传统观念。相对于国家而言，个人仍然缺乏被承认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只是到16与17世纪，部分由于宗教势力的衰微和新兴商业阶层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西欧出现了中央统一政府的需要，由此兴起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提倡的绝对君主学说。但与此相对应，反对无限君权的权限说亦从此崛起。尤其在洛克(John Locke)于1689年发表的《二论国民政府》之后，西方人对政府与个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显著转变，以至到今天，政府权力被视为个人权利的对立面。
宪法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它被认为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件。因此在职能上，现代
宪法的作用主要表现于对政府权力所施加的有效限制。弗瑞奇教授指出：“权力限制的全部总和构成了特定社团的‘
宪法’”；“除非程序限制得以确立并有效运行，真正的立宪政府并不存在。”[17] 由此可见，
宪法概念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现代
宪法不仅规定了政府结构及其运作程序，而且定义了政府不得超越的权力范围以及不得侵犯的个人权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笔者曾把构成现代
宪法的条件总结为以下几项要求。[18] 第一，
宪法首先必须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法”，即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必须具备实际效力。这通常要求宪法是成文的，[19] 尽管卢梭等思想家认为“真正的
宪法”并不在于任何有形的标志，而是必须活在“公民的心中”，并能有效控制人们的日常行为。第二，
宪法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必须是能够控制一般法的“更高的法”(Higher Law)。第三，现代
宪法主要是对政府机构规定义务、为公民提供权利的法律，因而体现出显著的“单向性”，即
宪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给公民规定义务。最后，现代
宪法还必须是“一部反映全民理性意志的法律文件，是基于社会共识而产生的全民契约，因而必须经由全体人民或其代表的自由与公开讨论而产生并获得修正。”[20] 应该指出，后面两项条件体现了现代自由民主的基本要求，因而带有一定的实体价值判断及其不可避免的时代性。如上所述，在西方完成所谓的“价值颠覆”而进入现代以前，西方包括
宪法在内的法律规范也不符合这两项要求。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宣称西方在现代之前就不存在“
宪法”；即便对于古老的雅典体制，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还是把它称为“
宪法”，尽管有限的古典民主并不承认现代意义上的“权利”。[21]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
宪法”作出一个更为广泛的定义，使之不但能够包容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
宪法，而且也能包容以公民（甚至是专制政体下的臣民）义务为中心的传统
宪法。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宪法定义的扩展要求衡量标准应主要是“形式”(formal)的，并尽量去除实体价值判断的成分以保持价值中立。当然，对于
宪法或宪政是否能够保持“价值中立”，至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宪政学者墨菲(Walter F. Murphy)教授区分了有关
宪法实践的3个概念：
宪法、
宪法文本主义和宪政主义，并宣称宪政主义和有限政府等其它西方观念联系在一起。[22] 笔者认为，以上3个概念的区分是合理的：即有了“
宪法”和
宪法文本主义的国家，并不就是宪政国家。然而，宪政和现代西方的实体价值是否必然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应该是否定的。否则，我们的定义不仅在解释传统时会遇到困难，而且甚至不能容纳许多现代
宪法。确实，许多现代国家的成文
宪法都徒有虚名，因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发挥任何实际效力。但设想如果一部
宪法确实获得了实施，而它所包含的实体价值却和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不同，那么这个国家似乎仍然应该被认为具备了一部卢梭意义上的“真正的
宪法”；假如用一种特定的实体价值观念作为一切判断的基础，那本身就将构成道德专制，不符合自由与宽容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以上韦尔教授的更为宽松的定义似乎更为合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本文认为，除了必须是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法”之外，一部“真正的
宪法”主要有3个方面的“形式要素”（formal elements）：超越性、规范性与稳定性。首先，如上所述，
宪法必须是“更高的法”，能够控制一般法的制订、意义与范围。其次，
宪法是一部规定国家与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的文件。[23] 这种规定可以是直接的（如公民基本权利的列举），也可以间接地通过具体规则反映出来（如美国宪法规定政府的三权分立结构反映了多元主义的政治设想，《礼记》中所记载的“三年之丧”则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中心观念）。同时，这样一部基本文件不应该是各种规则的杂乱无章的堆积，而应该形成一个价值规范的有序等级结构。如果没有一部像美国或德国联邦
宪法那样清楚体现价值等级结构的文件，那么这个结构也应至少能从普遍接受的学说中推断出来。最后，
宪法作为一部基本文件应该是相对稳定与持久的，不应该像普通的法律那样经常变化。应该指出的是，
宪法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根据以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代表的经院学派的定义，自然法是上帝为了统治人类社会而刻在人心上的基本法则，是一切人类道德与法律的最高源泉。既然是由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当然是不可变的（至少是不可被人类自己改变的）。[24] 相反，
宪法则是完全由人所制订并可被人改变的基本法；只是因为
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与原则被认为应该是相当持久与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性又不是永恒的），不应该经常改变，因此制订与修改
宪法的程序要比一般法复杂。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