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定消法时，采用了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消法四十九条，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确实未预见到会发生以获得双倍赔偿为目的的“买假索赔”案件。“买假索赔”案件的原告，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因此，按照消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肯定他不是消费者，他的权益不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
合同法保护），不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而应当适用
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二款）。
有的同志认为，只要不是经营者，不管他购买商品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还是为获得双倍赔偿，都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这是违背消法第二条以订立合同的目的限定消法适用范围的本意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些同志无视消法第二条的限定而主张对“买假索赔”案件适用消法四十九条，一个理由是：有利于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对社会有利。所运用的是社会学解释方法，即以预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之是否有利，作为判断解释意见是否正确的根据。但民法解释学上有一项重要原则：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毫无疑问，“买假索赔”超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一语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应肯定“买假索赔”案不在消法四十九条的适用范围之内。再说，对“买假索赔”案适用消法四十九条，是否对社会就一定有利？鼓励、促成一批所谓“打假专业户”和“打假公司”，形成一个既非生产也非销售的所谓“打假行业”，借以取代广大消费者自己的维权行动，取代负责管理市场、维持市场秩序的国家专门机关的公职行为，其对于正在走向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中国，究竟是福是祸，是很难预料的。相反，对“买假索赔”案不适用消法四十九条，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之违法行为向国家机关举报（对此应予物质奖励），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肯定有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
这些同志还有一个理由：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多少作为认定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根据。这涉及一个重要问题，目的存在于当事人心中，如果他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刚购买商品尚未使用），法官凭什么判断他“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正确的回答是：凭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此即所谓“经验法则”。举例来说，按照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一部手机足矣，如果一次购买六、七部手机，硬说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法官如果采纳原告的说辞，认定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目的，就显然违反“经验法则”。有的法院审理购买手机索赔的案件，对原告购买一部或者两部手机的案件认定是“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因此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判决双倍赔偿；对原告一次购买五、六部手机的案件认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因此不适用消法四十九条而适用
合同法的规定判决双方退货退款；有的法院对原告购买六部手机索赔的案件，认定其中一部手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目的，其余五部手机不是，仅对其中一部手机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判决双倍赔偿，对其余五部手机适用
合同法的规定判决退货退款，笔者认为，这三个判决都是以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为判断标准，符合“经验法则”，因此属于妥当的、合法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