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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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