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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杭州法院审理的三位记者索赔的案件。法官认定原告的购买行为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除根据原告在都市快报上的报道（标题：《亲身体验退一赔一》）外，主要是根据经验法则作出的判断。判决书说：“综合分析原告的购买行为以及在都市快报上所作的报道，原告所称其购买目的是为生活消费所需，依据不足。”法官作出这一事实认定，主要是依据“社会生活经验”。因为索赔的商品（方便面）数量太大，原告主张购买如此数量的方便面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不符合“社会生活经验”。
再如，北京法院审理的３００支派克笔索赔案。一审法院判决退货，原告不服，上诉致北京市二中院。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３００支派克笔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的，因此本案不属于消法调整的范围，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双倍赔偿的规定。”原告主张购买３００支钢笔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法院实际上是依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作出判断。判决书说“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３００支派克笔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的”，原告当然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法官依据“社会生活经验”作出事实认定，而在判决书中却说“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这是很明智的。
特别应注意的是，在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要求原告就精神损害之是否存在及其程度举证，往往是不现实的，应由法院直接依据社会生活经验认定。这里介绍我国台湾台北地方法院１９９９年诉字第２０３９号判决。案情是被告餐厅服务员意外打破一只玻璃碗，玻璃碎片正巧飞溅至冰琪凌中，造成原告于饭后甜点冰琪凌中，咬到一片２公分乘１公分见方之玻璃碎片，致口内颊侧口腔粘膜流血。原告除请求人身伤害的赔偿外，并请求判决精神损害赔偿。判决书写道：“查甲受友人邀请，至五星级餐厅用餐，原本心情愉悦，竟于冰琪凌中咬到玻璃碎片，致口内颊侧口腔粘膜流血，并受有２公厘乘１公厘大小之外伤性口腔溃疡，约１至２周才可痊愈，业经证人之结证在卷，且经本院函询财团法人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属实，甲主张因此事件，连续数日惶惶不安，担心是否已吞入玻璃碎片，是否造成穿肠破肚、内脏损坏，是否须开刀取出，亦符合一般经验法则。”于是在实际损害赔偿之外，判决１０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引自《月旦法学》８３卷第２２８页）。
法律的社会性，不仅与事实认定有关，还与法律解释有关。所谓“社会学解释方法”，就是由法律的社会性所决定的。法律既然是社会规范，其解释、适用就不能够仅依“文义”和“逻辑”，而不顾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当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意见而一时难以判断何者正确时，应以其中产生“好”的“社会的效果”的解释意见为准，这就是“社会学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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