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先生敬重的老师杨（联华）老似乎对他的学生的选择就很支持：“西南政法７８级一届都非常顽强，贺卫方就是其中之一，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就一定成功！”关于先生在学术上“创新”的问题，王人博先生给了我一连串的反问：“何以为学，何以为人？什么是学术的创新？学术的忠贞？躲在阁楼里书生意气？把自己的所学心得投诸于社会，影响社会？谁是对的，这些定义是谁定下来的？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态度苛求他人。关于卫方，我们是朋友，批评的话我要当面说更好，鼓励的好话我也不敢说，别人笑我！”作为先生的挚友和学弟，张绍彦先生也曾关注过贺卫方先生的“方式”。“学者、学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和路径。对于他的状态，我曾经也当面和他提出、交流过最后会留下什么东西或贡献一类的问题。但随着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还有年龄的增长，我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方式和价值。”
　　
　　“谢谢朋友们的爱深求苛。我正在检讨自己的角色与使命，我知道自己的缺陷在何处，我想弥补，却又苦于难以与自己从前的积累整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许，让我感觉到经常顾此失彼，我从心里感到学者之间的差距，退隐，退隐——可是，这喧嚣而沉重的人世间，哪里是我的去处？看来我还是要留在这学术、思想与现实之间，那路径盘错的花园里。”面对真诚的朋友，先生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想法。
　　
　　　先生一面在“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的激励下走自己的路，一面又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困惑中煎熬着。
　　
　　“卫方的这个状态，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这主要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某些评判标准驱使。多少法学名宿、名家在类似学院的开张活动中到场捧场喝彩，学术的贬值与社会的诱因是一体的。”徐国栋先生如是说。
　　
　 “作为学者、真正的学者，其使命正如费希特所言，应当‘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自然，促进这种发展需要知识、学问和学术的力量，但我以为和这种使命相比，所谓学术、学问和那些庸俗的成果、著述是渺小而苍白的。卫方就是以自己的智慧、方式和勇气践行了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使命。”张绍彦先生说。
　　
　　梁治平先生说：“其实，大家更应注重不同类型学者的观点、思想，而不是具体到这个学者个人身上。”
　　
　　萧瀚先生则对先生说：“你无需抱歉什么，你没有欠这个社会、学术界什么。你在全国到处演讲也许比什么原创对中国更有贡献。这是一个连常识也要拯救的时代，我们能够把别人的东西都学得像样就不错了，刻意追求原创学术真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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