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其实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告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刚才提到的佘祥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佘祥林并没有犯罪，但在他的妻子失踪后，他就成了被告人，并差点被判处死刑。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
刑法是镇压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利益的工具。但是，
刑法不仅是用来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保障人权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也就是说，“佘案”很直观地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问题：正因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陈兴良：可以这么说。
刑法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益；用之不当，则社会与个人两受其害。一味强调打击犯罪，而不对国家的刑罚权加以限制，就有可能冤枉好人，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过分强调保障人权，又可能会导致放纵罪犯，使犯罪分子漏网。
要想完全做到不枉不纵，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两者兼而得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
刑法的悖论，就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过去强调打击犯罪，现在，我们要把人权保障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刑事法治所追求的理念，是一个社会法治文明程度的体现。当然，这一理念让公众接受起来，目前还有一定困难。“佘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我相信对社会公众是有生动的教育意义的。
记者：作为普通民众，更多关注的是案情，是结果，是个体的命运。那么，作为法学家，您是以怎样的眼光来关注这些问题的？
陈兴良：作为学者，要超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更关注制度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学者的眼光甚至要超越时代。有时候，学者的观点会与公众的意见相悖，甚至不被理解。这一点在“刘涌案”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同样都是被告人，在“佘案”中讨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公众能够接受；但在“刘涌案”中倡言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公众并不都接受。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应该保护“好人”，怎么能保护“坏人”呢？问题在于，这里的“好人”与“坏人”如何界定？佘祥林在其妻生还以前，还不是被民意与法律认定为“坏人”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