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个案追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的历史演进，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术策略之一。许多经济发展的历史通过制度上的细化分别可以得到另外的学术理解。在《“消费者”的历史——人的法律形塑与制度价值》这篇论文中，谢晓尧再次运用了法律经济分析的工具以期重筑作为抽象社会角色的“消费者”的历史。当然，作者的重要意图又在于通过历史来去理解“消费者”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作者相信，在众多社会权利博弈的关系上思考“消费者”并且努力建立“消费者”的社会“屏保”，既是制度的原本要求，也是制度的功能方向。
制度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古老的话题。但是，正如法律问题经由经济分析可以获得新鲜理解一样，这一话题同样经由另类分析可以获得另类理解。从商业秘密这一微观问题入手，谢晓尧在《制度的道德基础——从商业秘密问题看》一文中探讨了制度的道德深处。作者不认为所有制度都有道德基础的问题，但是的确认为有些制度必须是以道德基础作为前提的。在商业秘密这一特定对象中，作者试图揭示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当然包括经济与道德的紧密联系。
为了经济的目的同时为了社会的政治目的，政府总要展开征收的现实活动。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彼此纠缠的问题。当然，从公法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也许将会更为直截了当。在李累的《财产征收制度的政治意义：弥补
宪法缺陷》一文中，征收与补偿的“经济交换”的侧面含义似乎正在让渡给予“政治正当”的公法质询。在征收与补偿的相互关系中，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总体的经济效益，还要追问作为实在个体的私人利益，还要追问政府权力运用的正当性，以及政府权力“租赁收益”的背后。于是，某些经济交换中隐藏的“政治交换”必须纳入分析的视野。李累认为，以公益为标志的社会价值，并不必定超越私人权利。依据这个观点，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在某些方面获得了“中国式”的演绎。
在延续了对经济政治关系展开深入理解这一思路的条件下，李累在《
宪法财产权的私人主体与公共主体》一文中继续追问了政府的财产权利的正当性。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在财产权利的归属上揭示了政府的隐蔽公共权力的经济效益。这篇论文的主题在于主张恢复人权主体在财产上的主导地位，其目的是希望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划定符合现代人权意识的“运用”边界，限制政府的“帝国”行动。作为同样主题的另外展开，李累的《
宪法上“人的尊严”》一文则是直接推崇了“人”的概念。秉承康德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精神，这篇论文认为在国家与人的关系上“人”是第一位的，而且是具体生命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论文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
宪法条文是如何陈述的，而是具体个人在国家中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的。这样，
宪法的理解就应转换为宪政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