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隔一个星期，最高人民法院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南昌S公司的汇票无法解付，原因是收款人名称不全，汇票上的收款人是“最高人民法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银行以此理由不予解付！
　　2003年4月18日，我再次赶到最高人民法院，有些气急地对最高人民法院财务部门的同志说：这银行也真是的，难道咱们国家还有第二个最高人民法院不成？财务部的同志笑着解释说：那有什么办法，银行就是这样，错一个字也不成。就象咱们这一座办公楼，扒了重建不行，财政部有规定，不能新建，只能重新装修，可重新装修的费用比重建一座办公大楼都高。
　　让我至今感到不解的是，南昌S公司为什么向最高人民法院汇的上诉费可以解付？难道南昌S公司在汇上诉费时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字样，而在此七十万元汇款中故意省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
　　2003年4月20日晚上，我们住在南昌的洪都宾馆，并与S律师约定第二天上午9点到他的办公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天空阴沉沉的。在S律师办公室，S律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告诉我S公司的车马上就来接我们到S公司去。我说我们只是来换汇票，去S公司干什么？因为我知道S公司离南昌市还有几十公里。但S律师说，你们大老远地来到南昌，S公司的领导要尽地主之意，与你见见面。我只好答应。
　　然而，我们从9点等到10点，又从10点等到11点，仍未见S公司的车子来接我们，这时我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便悄悄告诉我的助手提高警惕，防止S公司扣押汇票，并安排了相应的对策。
　　11点30分，正在办公室忙个不停的S律师突然告诉我S公司的车子已到，让我们一起下楼。我提出我要从南昌市带一辆出租车去S公司，但S律师说人家车子是专程来接你的，你再自己租车子就没有必要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天空降下倾盆大雨，似乎要阻止我去S公司，可我还是去了。
　　在去S公司的途中，为了安全，我说了一句谎话，我说我们一同来的还有两个人，这车上也坐不下，就让他们在南昌市等我们吧！S律师问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杭州M公司住皖办事处的人，因为换回的汇票要交给他们带回杭州（此前双方已与最高人民法院约定，更换的汇票直接改汇杭州M公司）。我还特别声明：S公司汇给最高人民法院的那张汇票就在他们身上。
　　在南昌S公司，一位副总招待了我们，尽管饭菜很丰盛，但人家那种热情劲儿，着时让我后悔自己刚才不该说谎话，我边吃饭边寻思着下午S公司将改汇后的汇票交给我时，我如何化解这汇票又从我身上拿出来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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