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观点一乐观,一悲观;不过在“911事件”之前,似乎是乐观的调子越来越流行。在国际关系学界,则是强调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和致力于解构民族、国家、主权等观念的“建构主义”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实力政治论频频发起攻击。
“911事件”的发生是否证明亨廷顿的预测对了,而福山的预言错了呢?卡根的意思是,其实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在卡根看来,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终结论”,欧洲人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康德式“永久和平”的后历史(或后现代)天堂,而在美国人那里,历史还没有终结,美国人仍然深陷历史的泥坑,在一个远远没有到达自由民主的无政府的霍布斯世界里四处动用武力。
把世界划分为霍布斯部分和康德部分,卡根并不是第一个。在卡根2002年的文章发表前,在2002年4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上,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已经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3])卡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库珀论题的深化。库珀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所谓“前现代国家”,包括索马里、阿富汗、前苏联的车臣地区,以及世界上那些那些主要的毒品生产地,如缅甸内陆和南非的部分地区,这些都是一些“失败国家”,它们要么失去了对武力的垄断,要么失去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要么两者兼备,结果在那些地区出现了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第二类则是欧洲人所生活的“后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不再通过征服和均势来保障安全,也不强调主权,不强调内政和外交的区别。“欧盟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体系,以对成员国国内事务——从啤酒到香肠的——进行相互干预。”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些国家依然按照利益、权力和国家理由的原则行事。后现代国家同时面临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威胁——所谓前现代国家的威胁不是来自前现代国家本身,因为它们并没有威胁他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它们有可能成为毒品集团、犯罪集团和恐怖集团攻击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的基地。所以,后现代的欧洲要按照双重标准行事,“对内,我们要在法律和公开合作安全的基础上行事。但与后现代的欧洲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恢复早先的粗暴手段: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对付那些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纪、各为其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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