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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赵晓力


【全文】
  2002年,美国《政策评论》发表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的长文“强者与弱者”[1]讨论美欧关系,立即引发大西洋两岸的热烈讨论,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那,特意把这篇文章列为必读发给多位外交官和战略高参。[2]2003年,卡根把文章扩充为一本小书,以《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为名发表。新华出版社现已将其译为中文出版,译文不过区区五万五千字。卡根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甚至那引起巨大争议、被频频引用的开头也是一仍其旧:
  
  “现在到了停止假装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power)的所有问题上,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实力的可欲性,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这段话,话里有话。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西方知识界关于国际关系的主流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日裔美国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衰人》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表明自由民主在与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全面获胜,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的终结”不是说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事件,而是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重大事件,都不代表这一历史趋向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有什么变化,因为所有真正的原则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与“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则是老牌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结束了,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又会在文明认同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将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特别是与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世界仍然是一个实力政治的世界,在实力政治的世界上,历史远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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