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解析“XX”。许教授“当选美国院士”，徐校长“人民大会堂庆贺”。我没有仔细推敲过“American Law Institute”和 “member”的中文翻译，也无需对此稳健斟酌。但从中立者评析的角度，我们不妨将此事件分为两种假定情形进行推演。一方面，假如从翻译学原理和翻译惯例来看，“American Law Institute”如果不能翻译为“美国法律研究院”， “member”也不能翻译为“院士”，那么，许传玺教授的用意又何在呢？为何一定要把“Institute”鼓捣成“研究院”呢？如果说“Institute”的中文翻译可以采用“词汇嫁接技术”或者“美名联想方法”，将“Institute”其中两个中文翻译词汇“研究机构”和“学院”嫁接或者联想为“研究院”还算将就的话，那么“member”的中文翻译结果竟是“院士”，稚嫩的我，就实在搞不懂了。尽管我也是一个受过正统高等教育的孩子，但外文水平却一般般，但我突然联想到一个不知是否恰当的类比：根据许传玺教授对“Institute”和“member”的翻译模式，我能不能把“school”嫁接或者联想翻译为“大学”？能不能把“teacher”嫁接或者联想翻译为“教授”？既然“institute”有多个中文翻译词汇，为什么不从中老老实实的选择一个“学会”、“协会”而偏偏去嫁接出一个“研究院”？看来，如果我的上述假设成立，那么，这种“嫁接技术”或者“联想方法”其实正如正来教授所言的“是一种在特定语境支配下的翻译”。假如我把自己充作《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天真小孩的话，我认为，这种翻译作风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故意贴金行为”，支撑这种行为作风的不是“过失的翻译误差”，而是“不良学术品德”。如果把学术不恰当的比喻为“市场”，把教授不恰当的比喻为“产品”的话，那么，这种翻译作风其实与“虚假广告”没有任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差别。这是我对第一个“X”的直言抨击。
　　另一方面，假如从翻译学原理和翻译惯例来看，“American Law Institute”如果能翻译为“美国法律研究院”， “member”也能翻译为“院士”，那么，我认为，正如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的那样，中国政法大学的36岁教授许传玺先生“成为美国法律研究院继日本、印度、新加坡和我国香港7位院士之后的第8位亚洲院士，也是当选该院院士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许传玺当选不仅填补了中国大陆空白，还为中美在法律领域的交流搭建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确实一个值得庆贺的喜事。从许传玺教授提供的学术履历以及“美国法律研究院”的来函，就足以看出他已经符合当选条件。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颇有微词。先不说进入“美国法律研究院”当“院士”是否需要真正“有突出法学学术贡献”的实质性条件，单是领取了这样一个国外研究机构的“入场券”，非要必须惊动“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不可吗？非要必须不惜耗费巨额经费在“人民大会堂”搞个如此体面的庆典不可吗？为学不同于为官、为商。为学重在“学术”，为官重在“权术”，为商重在“商术”。“三术”分别代表了社会系统之文化、政治和经济三大构成要素。“三术”的精益求精分别应该产出先进（文明）的文化、先进（民主）的政治和先进（富强）的经济。这就是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历来，政界和商界的“铺张行为”均为民所痛恨。如果这两个“葫芦”还没按下，却又在学界浮起一个铺张的“瓢”，我总觉得很不协调，于是产生了一时半会抹不掉的“失望”。我纯洁的心灵告诉自己：为学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在默默无闻中创造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学术成果，够了。但非要与当下之“宣传环境”合拍的话，也不必那样“轰轰烈烈”，我认为，许传玺教授成为“美国院士”，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大一点的阶梯教室宣布一下足以了，或者选择一个学术报告厅，也可以。诺大一个中国政法大学，难道就没有一个教室或者报告厅容得下“XX”？徐显明教授是我仰慕的一个著名学者，也是我敬佩的一个大学校长，能够在人才战略上狠下功夫，强力引进高级专门人才，打造中国政法大学的内涵建设，为政法人才的培养配备优秀的师资，我相信不仅我很赞赏，想必广大法大学子也是拥戴的。但是，功夫太“狠”了，“狠”到了为一个有争议的“美国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庆功，我想，着实是热过了头。采访中的徐校长表现出了一脸的“不后悔”，但内心是否真的毫无“悔意”？我倒是情愿相信你内心为此事件感到“愧疚”，不然，你要是太“狠”了，或许只能招致一些“更狠”的人不再沉睡。这是我对第二个“X”的直言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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