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诸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变迁的先进经验固值得我们借鉴，但亚洲相邻国家和地区
行政诉讼法修订宗旨、修订动向、修订实践及修订效果，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以求充分掌握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规律，正确把握修订方向，保证我国《
行政诉讼法》修订的成功和实效。
（四）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
我国《
行政诉讼法》有75条，其中不少是原则性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展开，这些规定与实际需要的矛盾愈加突出，不少情况下因法律没有规定或只有原则性规定，或致使公民、组织丧失有效的救济机会和途径，或使法院不敢轻易收案或下判。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大量办案规定，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
行政诉讼法》的五个主要司法解释（注：分别是1999年颁布的《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共98条），2002年颁布的《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共80条）、《
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2条）、《
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2条）和《
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2条）。），总计214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一个9条规定（注：即1990年公布的《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二者条文之和是《
行政诉讼法》的三倍。《
行政诉讼法》修订时，必须吸收和整合现有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扩充条文，尽量作细化规定，增加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