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权利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饰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见《读书》今年第二期拙文《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法治总策略的一环，也承担着掩饰的任务。它要人们忘却的，便是普世主义法治与律师的伦理地位、行业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内容上，它必然繁琐芜杂。不仅规定律师能力、业务范围、保密责任、利益冲突等方方面面，还要把同业竞争也掺合其中，当作职业标准而非市场垄断问题重新分类解说。方式上，则不厌其烦堆砌技术细节，培育一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态度，以便与大众的生活世界和道德准则拉开距离，把律师暧昧的政治／伦理立场或对政治／伦理问题的回避，淹没在技术细节底下。只有这样不断地将契约义务和客户要求转化为职业道德规范，代替律师个人的伦理决定，才能建立起看似自律的行业伦理解说机制，使人们对律师执业的伦理处境和利益冲突视而不见。否则，整个法律制度就随时有丧失信用而瘫痪的危险。
　　
　　注意，我们讲律师的立场暧昧，并非指近年来传媒揭露批评的律师业“逼良为娼”，“黑律师”“三陪律师”泛滥的现象（《律师文摘》，二○○二年第一期）。我们讨论的是合格合法的律师，作为政府特许“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治从业者，能否为自己的工作，为本行业的功用价值做法律形式主义的辩解。法律形式主义是一切法治精英的看家本领，其要点为一自编自演的故事：法律本本文字艰涩，案例学说每每自相矛盾，常人未受专业训练，不可能正确理解、有效操作，何况“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没有律师代理不行。又因为一切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理论上都应通过当事人（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间“平等对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师的作用，归根结蒂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他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假如律师不这样热忱为客户服务，任凭政府操纵司法，到头来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损害。“没有律师代理，［刑事］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语，Ｐｏｗｅｌｌｖ．Ａｌａｂａｍａ，２８７Ｕ．Ｓ．４５［１９３２］）根据这一原理，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
　　
　　例如，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一案，辩护律师团打种族牌挑选陪审员，采用种种技术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排除警方收集的定罪证据。结果辛普森无罪释放，留下重重疑团（受害人家属对辛普森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却成功了）。此案标准的律师伦理解说，便是形式主义的：虽然律师团的辩护很可能开脱了凶手，有损公益道德，但他们“完美”的法律服务没错。因为法治之法中性，超越道德；而“平等对抗”的诉讼程序，须保证被告人享有他所能购买、调动的一切法律服务，以便同公诉人（检察官）代表的政府抗衡。即使被告人真是凶手，律师团帮他胜诉获释，挫败正义，从法治或“程序之治”的长远利益来看，也还是值得：失败了的正义可以在本案之外，在体制的层面抽象地促进法治。所以律师为坏人辩护脱罪，虽然为常人所不齿，仍有一种期待中的伦理回报或幸福感。在此意义上，现代法治也可以看作是一门基于“道德禁欲主义”的宗教，虽然传教护教的律师不必是虔诚的信徒。因为这形式主义伦理解说的逻辑，同末日救赎、来世回报之类的信仰异曲同工：正义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遭受的挫折，本是她修成正果之前先要经历的那九九八十一难。劫难尽头，法治在手，我们还得谢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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