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顾名思义，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与行为准则之理。亚里士多德站在品格（ｅｔｈｏｓ）的培养与实践的角度认为，伦理并非关于何谓善德（ａｒｅｔｅ）或谁是好人的知识，而是如何行动而成为好人或坚持善德而获取幸福的指导（《伦理学》卷二）。伦理问题，便是一对对相互冲突着的善或道德义务的选择决定。如果当事人卷入伦理冲突身不由己，非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面临棘手的选择和牺牲作出的决定，就容易赢得人们的谅解或同情（例如一女孩为避让副市长车队不慎落桥，副市长不会游泳，该不该下河援救？见《读书》今年第三期拙文《所多玛的末日》）。但是，律师的伦理处境跟常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律师业务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金钱交易为前提的：法律服务是他向客户销售的商品，他与客户之间是契约关系。由此发生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伦理问题，都是他自愿卷入的。换言之，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的，是一件件自愿缔结的交易引发的可预见的伦理问题，故名行业伦理；正如医生、会计等行业，各有一套专门的道德行为准则。不过比起其他行业，律师另有一点关键的区别：他不仅要对客户／被告人负责，承担伦理义务，而且还服务于“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亦即他享有执业许可而运作其中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那制度的政治理想与道德价值——所以在美国，律师在体制上的大名叫作“庭吏（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他除了像医生、会计那样依法开业，还要运用法律做事赚钱。法律既是约束他言行的规范，又是他兜售的技术知识。律师仿佛扮演了“双重间谍”的角色：一边向现行法律负责，一边又效忠于某些个人和机构（客户）的利益。结果造成这样一种信义上的困境：假如律师有义务忠于客户的立场，真心相信自己为客户主张的一切，那么他对任何妨碍客户利益的道德原则，就不可能同时负责维护。反之，如果律师实际上不用相信自己为客户主张的权利和事实，只管履行“法律技工”的职责，那么在常人看来，他的职业言行就纯属虚伪、误导或扮装“庭吏”。他口口声声捍卫这个那个权利，不过是客户花钱订购的服务、表演。或者说，律师的日常业务，便是出售一种名为“合法”的商品：让客户及其投资者、合伙人、政府主管部门等等放心，交易合法、买卖安全。
　　
　　但是，律师不“幸福”的原因还不止于此。
　　
　　我们知道，法治的根基在信念与习惯。法治之法，号称政治／伦理“中立”而超越个人与阶级利益；为维持其尊严与效能，它必须以普世正义的面目出现并高扬“形式平等”的大旗（见《读书》今年第七期拙文《正义的蒙眼布》）。可是律师解释、运用法律，却不可能坚守“中立”而不顾客户的意愿。律师在具体案件中承担的，首先是由契约产生的指向特定对象（客户）的伦理义务，然后才是可能限制此义务的泛指的法律责任。前者语义清晰，为律师的个人利益所系；后者范畴抽象，常有弹性解释的余地，故容易规避。其先后次序，犹如全美律师协会《职业行为模范准则》所言：“律师须热忱为客户代理，在合法范围之内”；而非“为国家法律热忱服务，就客户提出的要求”。客户优先，律师便免不了钻法律的漏洞，找“不健全”的条款经营，以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帮他摆脱或减轻法律责任。因此法律本本的规定，对于市场化运作的律师来说，未免是形式主义的。他常常缺乏维护社会正义的动力，除非客户的全部要求刚巧都符合公益道德。为了寻求对客户最有利的法律解释或审判结果，他必然要利用法条的歧义，片面理解甚至强词夺理。律师的执业活动，便是由一连串的利益冲突和“擦边球”决定组成的。这意味着，法治本身，作为一个个“法律技工”“用足政策”的实践的总结，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伦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