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历史地看，律师制度来到中国，跟民间的法律服务或“维权意识”并无直接关系。律师首先是宪政改良，或现代法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情形“文革”结束又重复一次。自审判“四人帮”开始，律师脱胎换骨，不再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右派等改造对象了。他“戴着王冠而来”，手握“正义的宝剑”（胡乔木语）。这新时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律师暂行条例》［１９８０］第
一条），和公检法一样，也是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革命干部。干部自有干部的纪律，不需要行业伦理；他作为“先锋队”的一员，本该是大众的道德榜样。所以八十年代的中国律师，用不着担心因为业务关系而陷入伦理冲突或效忠疑问。即使刑事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关系也只是国家刑事制度的一环：律师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刑事诉讼法》［１９７９］第
四条）即可。比如，“对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又无从轻情节的罪犯，就表明对起诉没有异议，也算履行了辩护律师的职责，群众也无可非议”。同时，还要积极向旁听群众和罪犯家属宣传法制，“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刑法》［１９７９］第
一条），“教育罪犯认罪服法。但分析犯罪起因时，应注意不宜过分地把罪责推到客观的因素上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林元，《我十六年的律师生涯》，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按规定，辩护律师有责任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碰上的是一个“货真价实”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派遣特务”，又“怎样开展工作呢”？成功的经验是，抓住“主要矛盾”，耐心细致地教育被告人，晓以大义，敦促其转变立场，认罪坦白从宽。如此，律师便能够“起到公检法人员所起不到的作用”（李国机编，《李国机律师案例选》，同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然而，律师工作机构的一系列改革，渐渐淡化了律师的干部身份。他的伦理地位也跟着模糊了。起初，律师工作机构（称为法律顾问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九八五年七月，司法部党组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汇报整党时提出改革设想，按照“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自收自支、节余留用”十六字方针，把法律顾问处分批改制，变成集体、个体或合伙开业的律师事务所。之后，逐步开展了律师事务所经费、编制、律师资格考试等方面的改革。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国务院“原则同意”
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送审稿）》，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工作机构的性质，要求律师“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法学界随即开始讨论律师的“社会服务”或自由职业性质（参见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律师业》，载夏勇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最后，一九九六年五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
律师法》，将律师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
二条）。同年十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为配合《
律师法》实施，制定颁发了一份简短的《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的同时，应当“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且有义务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第
五、
六、
八、
九条）。这两件事情，“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跟“尽职尽责”为客户／被告人服务，包括替他保密，如上文所说，实际上往往是矛盾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国律师这才与“国际标准”正式并轨，在伦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