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王先生的教诲，突然觉悟，律师幸福不幸福云云，问的实际是律师的职业理想和伦理立场。说白了（借用老百姓揶揄律师的笑话）便是：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好律师，根据全美律师协会定的标准，应当热忱尽职地为客户／被告人服务，只消后者提出的要求合法或看似合法；好人呢，按照常识，行为须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可是客户／被告人的要求未必符合公益道德，有时还可能贻害他人，尽管未明显违反法律。律师为他效力，提供咨询或诉讼服务，就面临一个伦理选择的难题：律师的职业义务跟好人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历史形成的做法，是建立一套专门的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执业的指导，表示兼顾各方利益。当然，难免有律师道德滑坡，采取“先富起来”的态度，或者干脆与坏人同流合污。所以律师职业道德规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罚、制止各种违法犯规的执业行为，向政府和公众作出交代，不要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
虽然如此，不少人尤其哲人依旧怀疑，律师能否自律而成为好人。为什么呢？律师制度是现代法治的一根台柱。如果律师执业不能用公益道德衡量是非善恶，法治又怎样争取公众的信赖与支持？这些问题，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十分迫切，亟须研究。毕竟，“依法治国”不能没有律师参与；倘若认真同“国际”接轨，律师还应当脱离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实现行业自治。自治的前提是自律。所以律师伦理的建构解说，对于律师争取在“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事业中扩大特权提高待遇，也是至关重要的。头绪多端，让我先回顾律师在中国的伦理地位，再讨论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与法治的策略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官府认可的辩护人或律师制度。帮人写状子通关节的，叫讼师或讼棍。讼师“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一向被视为国家司法秩序和乡土社会礼治的对立面，自然不算好人。直到清末，受了列强“治外法权”的欺负，不得已，才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刑事
民事诉讼法》，专列“律师”一节，从外国抄来律师资格、注册、职责、处分等九条规定。设立律师制度的表面理由，则是当事人“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需要律师代理。再者，“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引自茅彭年、李必达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这是大胆套用英美的模式，设想法官可从律师中间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