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步步为营而又身不由己的退缩，4个人、家庭、企业自主性的相应增强，以及社团组织数量、种类、规模、实力和自治性的渐长，还使得学界以一种振奋、同时带有谨慎的姿态，关注着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关注着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是否可能在中国形成的问题。之所以振奋，也许是因为学者们有一种较为乐观的预期，设想接近西方语义的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在本土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一个开放的、各领域既相对自治又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之中，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既可以促进民主、责任政府，又可以弥补国家能力之不足而完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良性治理。5之所以谨慎，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国家－社会关系还处于一个边界不明的状态，“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甚至“非政府组织”这些舶来的概念，都无法随意地用于分析现实中各类社会组织。例如，在现实中，存在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未经登记的社会组织，它们多半是人们为了分享某种共同爱好、志趣而自发组成的，如养鸟、下棋、种花、集邮、健身，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实际遵循的规则。6由于不涉及政治问题、且有益于社会稳定，政府对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强制登记。这些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较强，符合“公民社会”的某些结构性要素：私人领域；自愿结合；以及作为公众聚合的场所。但是，它们并未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形成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即并未形成公众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进行自由、理性和批判性讨论的领域，而这种公共领域一般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另一结构性要素。7由此，即便对于这些社会组织，也很难简单地将其与“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勾连起来。
振奋也好谨慎也罢，中国迅速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已经使得社会组织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只要对社会组织在中国的现实存在与未来命运、对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都会借鉴西方理论分析工具、并作适当的创造性转换，以研究现实、预测或者规范未来。
二、为何提出“准政府组织”课题
在罗豪才教授引导我们致力于其所倡导的“行政法平衡理论”之研究的时候，他就曾敏锐地观察到社会组织在行政法基本关系——政府与公民权利义务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并提醒、鼓励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这是一个
宪法行政法学者从其专业视角、从其特定的理论关怀，对正在泛起的社会组织问题所给予的及时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