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是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其中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此外，
《学位条例》第
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综上所述，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属于行政主体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高等学校所实施的各种行为中，哪些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目前法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我们认为，根据行为的特征、性质、对学生（或教师）的权利义务影响程度，以及结合相关的司法判例，学校对学生作出的开除、勒令退学的处分，不予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决定，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学生（或教师）权益的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16这样便于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为相对方提供相应的救济。此外，只有将上述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人民法院才能对高等学校的这些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利于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监督，此种解释也符合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带来的思考
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确立的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原则，在其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7中，得以坚持。在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其在教育活动中的管理行为是单方面作出的，无须受教育者的同意。根据
《教育法》第
28条、第
29条的规定，学校作为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同时还有义务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接受监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北京大学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高等院校，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负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力，北京大学在依法行使这一法律授权时，其作出的单方面的管理行为，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18在这里，法院仍然是将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看待的。
当然，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一案中，与行政主体资格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则是：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即是说，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为行政主体，它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大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9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10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25条第4项的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北京大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11条的规定，只有在校学位委员会作出授予博士学位决定后，才能发给学位获得者（笔者认为应为“学位申请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刘燕文能否获得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故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确定为本案的适格被告。”19而对此，被告方的委托代理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北京大学是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大学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是北京大学专司审查、批准是否授予博士学位决定职能的法定机构，不能成为最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主体。尽管学校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有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主体，是种属关系。虽然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专门行使某项职权的机构，但不是一般行政法意义上所讲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只是法律规定的学位授予单位内部一种相对独立的特定机构而已。最终还得由北京大学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作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所以，该诉讼中校学位委员会不具有适格的被告身份。”20那么，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具有被告资格呢？我们需要看一看
《学位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其第10条第2款规定，作出是否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的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第11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位授予行为的最终形成，是以学位授予单位而非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相应证书为标志的，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更类似于一个独立法人内部设立的工作机构，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行政主体。因此，将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被告，似乎并不十分妥当。
此外，因为该案涉及学位授予这一学术性较强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学术的评价属于高等院校的自主权，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妨碍了高校的自主权，国外也没有法院受理的先例。法院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作了也是无法执行的，那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学术问题太复杂，法院的受理代替了一种学术评价。21武汉大学法学院的 陈杭生教授亦认为，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是违法办事。因为“第一、《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有关授予学位问题的争议……”。北京科技大学的刘国权教授认为，也许现行的法律是有缺陷的，但应通过法律程序去修改，在它没有修改之前，司法机关不应超越法律的范围办案。22当然，更多的学者在肯定法院可以介入或应当介入的同时，对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方式表示了关注。例如，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认为：哪些争议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必须考量各种因素，包括救济的成本、救济的时间消耗、对司法机关的压力、对管理机构或行政机构的信赖等等。不宜所有程序审查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判断，比较妥当的处理是分流。即当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取消没有授予权的单位所授予的学位时，被授予人可以最终诉请至司法途径。而其他有关学位的纠纷或权利救济应限制在行政手段和内部机制内，无需通过司法途径。23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海波认为：虽然赞成“更多的大学自治，更少的行政管理”的主张，但同时认为，司法对学位评定的审查仍是必不可少的。在现代法制国家里，法院是公民权利的救济者和公共权力的监督者，不能因为学位评定贴有“学术”的标签就排除法院的审查。当然，由于学位评定的高度专业性，法院应当节制审查方法，仅仅作形式审查，而不去评判论文水平。司法审查不是要代替专家的判断，而是为专家的行为划定一个最外部的界线。何海波进一步以刘燕文诉北大案为例，指出怕法院干预学术的担心是多余的。海淀区法院撤销被告不授予学位的决定不是因为认为刘燕文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准，而是由于程序上的原因。法院没有责令被告给刘燕文发学位证书，只是要求被告重新讨论并作出决定。24我们认为，鉴于是否取得学位与学位申请者将来的就业、收入及社会评价息息相关，学位授予行为是涉及申请者重大权益的行为，加之目前的
《学位条例》中对学位申请者并无相应的救济规定25，因此，司法审查进入学位授予领域，便于更好地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有其现实的必要性。我们建议“根据学位争议的特点，以法律明确规定由相对独立的学位争议仲裁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先行处理，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既注意到了学位争议的特性，设置必要的先行处理程序，又考虑到了司法审查机关（人民法院）的必要而适度的介入。‘必要’是指法院的最终裁判权，‘适度’则是指法院审查的内容与程序的有限性，即只作程序性或形式审查，而不对学位论文的水准高低作实质性评价。”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