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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中国知识分子对在一个声音的指引下将民主、自由、历史、道德、社会道义和良心及责任加以肆意篡改和歪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某种程度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痛苦源出于他们心中的一个庞大无比的自我，思想是混饭吃的，诗歌是给上帝的，艺术是给自我心灵的，文学是给性渴望的，贵族化倾向十分显明，他们总是坐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俯视劳苦大众，上帝在他们心中完美无缺，思谋算计着如何拯救自己（从物质上）。诗人痛苦，文学家、思想家痛苦等等九十年代那些可以称为“家”的大多数在痛苦，在申诉自己呻吟的根源。九十年代是最平庸、最虚伪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胆战心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火焰狂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沙场和远塞的时代；是一个不动荡不恐怖的时代；是一个人性隐匿正义消退的时代；是一个不关注他人只重一已私利的时代。知识分子丧失了天赋之道义精神，不敢正视现实，缩头露尾在时代的夹缝中展现形而上的自我，以掩盖其不关注不敢正视现实残酷而追逐虚名、清誉，对供养他们得以生存的劳动大众所犯下的罪行。
道义、责任、良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淡化了，他们在商海中闪拿腾挪，练就了一套混饭吃的真本领，全然不顾支撑他们的劳动大众，并且很快地就与腐败融为一体，学者、教授只懂照本宣科，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教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没有思想，学习只是为了混饭吃，看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只能发出“平庸”这两个字。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学府，充斥着加工资，评职称、分房子、争当教授的平庸可怜的知识传承者，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在他们心中讳莫如深。
杨竞一语中的，指出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虚伪肮脏的本质：“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当一个文人在现实中的交往是以财取人，尤其是以势取人的时候，你怎样相信他的‘平等’货真价实？当一个学者情不自禁地亲吻金锁链，你又怎样相信他的‘自由’正宗原版？当他对民众的苦难视若无睹，你又如何相信他的‘博爱’发自内心？”[19]
天堂是美好的，但首先得扎实走好人间的道路。
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是落差异常显明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承担也是一目了然的。前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徐友渔先生的见解十分精辟：“进入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果说，80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其基调是理想热情，‘以天下为已任’，为改革开放路线齐声呐喊，那么，90年代初明显出现了消极意义的倾向和犬儒之风。不少文化人和艺术家在社会震憾和经济大潮两面夹击下，在精神上彻底放弃和全面溃退，同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甚至深奥的，形而上的学理为自己当下的、为一已私利的生存状态辩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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