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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易变性和劣根性，使得六、七十年代变质蜕化为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跟随政治的大波而流，他们骨子里没有正直和道义的血液，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也否定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倡导所颂赞的一切，他们在历史交错的当口，应是十分的尴尬，但是他们发表了一些反省的文字和谈话，摇身一变，又成为资历颇深的大学者、大教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中国各个灿烂的角落。诸如舒芜、冯友兰、周谷城、周一良、余秋雨之流，他们曾经辉煌的时代已然远去，但他们又不想殉葬于宠他们的主子，仍然活着，发表各种虚伪的文字，以混淆视听，为他们曾经干出的勾当作掩饰。直至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文革”期间充当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欺世盗名，苟活于这个清平殷实的社会之中。人性的虚伪，人格的脆弱，使得他们仍然围绕着政治的大棒而运作。
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真正探求了国家发展的理念，追求了社会进步的知识，平民精神在他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甘愿作为底层人民和社会弱势集团的代言人，敢于和权势交锋。而这些又须定位在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民主理念的大量引介，这些引介而来的思想和理念时时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所以他们在官僚主义泛滥的社会中自觉承当了为民请命的责任，力图在中国重新构建一套价值体系，打破集体主义给中国人民所赋予的绳索。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新左派”理论等各种社会思潮席卷了知识分子的营地，犹如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知识分子那样为社会、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而奔走呼号，这一切都源于“文革”前后那种政治决定一切和权力集中导致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所映衬的教训。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体系，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以及如何推进国家的真正自强和文明，都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探讨和解答的命题，这种探讨和解答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精英意识和平民精神退缩了，把目光转移到不着实际问题的纯学术方面来。学术上不思其内质，文学上只注重个人内心的排遣和抒闷，思想上紧随大流以保全自身。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承担的社会道义几乎丧失殆尽，他们钻入象牙塔而无病呻吟，人格的惊吓和责任的退卸，使得他们在血腥事实的面前，变作哑人，只有哑语，或者就是谁也不知其内涵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各种旗帜、主义、口号滥觞于中国大地，犬儒之风盛行，他们退而不谈政治，人文理性在知识分子中毫无阵势。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他们把知识分子内心所忌讳的“利益”为重的观念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社会良心全然抛开，纷纷钻入浴池，浸泡由劳动人民所奉养的娇嫩莹白的肉。
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思想、文化、学术、文学各个领域内，都变得清谈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写字的人不少，抬头思考的人不多，名和利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一言蔽之，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由精英、平民蜕变为无赖、贵族，虚伪成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虽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如“文革”前后的知识分子那样出卖灵魂，残害同类。但是为了名和利的诱惑，在中国大地上游历撒谎，一本本关于美妙谎言的专著成为市场机制所应运而生的铜性商品，他们在狠命捞取名和利的同时，也张扬道德，张扬高层认可的道德。但是，他们却在无意识中扼杀着真理，扶植着虚伪和浮躁，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只有谎言才是道德的，因为它规避和隐瞒真理之祸患和祸患之真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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