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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真精神，科学真理念中变质蜕化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和良心，也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品和境界。飞黄腾达者没有以“济天下”为已任，而是在国家大乱并且极度黑暗时火上添油，助纣为虐，残噬同类，祸害百姓；时运不济抑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善其身”，而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出卖良心，揭发、捏造事实卖朋友，卖同类，也卖自己可怜卑微的人格。
梁漱溟，胡风、顾准、剪伯赞，马寅初，黄炎培等坚持追求民主精神的理念，追求真理，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真知识和鼓吹推动国家发展的真理念，在夜莺包围的颂唱声中，他们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审视当时的社会，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没有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人格和责任；相反，冯友兰，周谷城，范文澜，郭沫若，周一良等大学者大思想家摇身一变，成为受宠的大太监，他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仍然要“修身”要“著书”要“作官”，他们宣扬的一套价值理论很不同于建国前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17]史实又无不如此。
经过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残酷血腥的国人内讧，中国知识分子吓破了胆，在真理面前软弱无力，在政治面前，卑躬屈膝。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阳谋引诱出来并打倒的知识分子无权说话，由“马克思”御批的知识分子则成为政治的帮闲，以学术、文化、思想之名，行盗窃、助纣、钓名之实。理性丧失、人格破碎、品境低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内涵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史上的一个落差显明的断裂带。
激情、虚伪、浮躁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无法保持其独立的姿态，往往随着政治的波动而改弦易辙。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文革”，清算和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给知识分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反思“文革”关注未来的思想逐渐成为气候。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了一个大弯，重新收拾建国前所倡导所张扬的各种理念的碎片，但无不带有历经劫难而诚惶诚恐却又踌躇满志的印痕。各种政治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异常敏感而且兴奋的，那种以整治同类为快感的病态心理，使得相当多知识分子挪步试探，悉心观察，他们对政治的巨变持怀疑态度，但言行必须和高层保持一致,以免为以后的运动留下祸柄。
八十年代，真正从“文革”中总结经验，进行声讨的当是新时期文学作品，首先脱离了政治教条的束缚和影响，以作家所独有的心灵敏感度和一腔激情重新审视“文革”期间的人性泯灭，赞颂了拨乱反正的断然举措。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高悬下，民间已然回到建国前那种“自由”状态。在文革期间成长八十年代独立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了社会和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为中国的发展探求出路。改革开放当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程度，较八十年代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思想舆论的控制仍然囿于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不能容纳多元意识的存在，知识分子凭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义无返顾地理性地审识当时的社会体制，冷静客观地解答着各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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