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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防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12]这种思想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当是极大鼓舞而且欣慰的。国家能够有宽松的思想、学习氛围，将有利于其发展。但是，知识分子的鼓舞和欣慰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这一切自由须建立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俗哲学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方能自由。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我们以为．．．．．．（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和消弱这种领导”[13]所以说，知识分子要讨论任何问题都须建立在这两个标准之上，离开了这两个标准，就是毒草，就不是香花了，只有上纲上线空洞的说教和委曲人格才能换来政治上的香花。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大环境中，为了争当香花，不做毒草，而出卖人格，出卖思想、出卖做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精神，发表各种带有严重政治偏见的理论学说，对民主的肆意歪曲，对政治的欣然喝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功效也就初露端倪。一部分坚持真自由，真独立，真民主，真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稍露锋茫，就被扫除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便甘为太监，替中国人民承办了许多他们以前曾极力反对的“大事业”。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赫鲁晓夫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14]这种看法是做为旁观者在审视中国民主情景的，一语中的。杜勒斯则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是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15]史实如此，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跳”了出来，很快就被戴上帽子，打了棍子，翻不过身来。
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建国后就面临着如何改造的问题，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知识分子以前所铸炼出来的独立人格和民主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重新塑造，并且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及以后三十几年的大变动时期内为民主、自由奔走，为国家、民族探索出路并自觉担当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非常神速的重塑了自己的人格，重新定义了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自觉地摒弃人文理性精神，做起了共和国纳税人豢养的皇宫太监。对于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社会良心和道义的知识分子，其在建国后的表现令毛泽东异常满意，他说：“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16]从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是不进步的，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并且没有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少数知识分子在众多知识分子争当香花的时期，他们甘愿作为毒草存在，他们以毒草的定性而保留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并且以殉道的精神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纯洁性，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必须信仰。这就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有没有说明他的理论必须让人们绝对信仰并且绝对视为真理，但是，真理是不可自明的，自明的只有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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