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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因排挤打压和不被重用而灰心丧气，但不畏权贵者有之，比如，“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的屈平；比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颂者留其名”[2]的李太白；比如“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3]的杜子美等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双重互补的，并且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根本准则应对他们所处遇的境地。无论是闻达，还是落魄，都离不开对现世的关怀和思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应当是完美的，应当是太平鼎盛的，应当是和穆柔静不尚武力的。对于真理的探求最能体现的往往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切身感受和身体力行，“士虽有学，而行为本”[4]是他们最真切的写照。这种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仕途不得意，难以施展自身才华和实现其理想抱负时，便生发出“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6]的感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7]的出世隐退思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上述两种互异互补的双重人格演化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渗透到他们骨子里时，就将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毫不保留的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肩上，担当批判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对社会发展深深的忧虑和希冀所在的最好体现。社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及对人的境遇即“天人合一”之真精神所在的苦苦追寻，和他们对种族、民族在外来异族的不断侵扰下能否健康强盛保持生命活力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的观念里是无法推卸得掉的，这重重的道义、责任使他们具有一种异常完美的良心，审视身处的时代变化。外族入侵并征服他们，也不能从人格上征服他们，这就使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深地加固起来，一日也不能放松。
民主人权自由的卫士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势力的火炮军舰，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再加上天朝上国的那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使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洋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渗入面前很失尊严和自尊。作为传承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尚武好战的欧洲文明的推动下,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各种探索理所当然地被架置于近代知识分子的肩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考据、学术的思维，而更加着重于实际性的救国救亡的研究。
“以夷制夷”的思考是以被动防范为前提的，是消极的抵制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侵扰；兴办新式学校，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目的也仅限于“以夷制夷”的思路；张之洞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不能说没有理性思考在内，但终究不能以千疮百孔的大清政治体制，齐心协力抵抗西方侵略；太平天国的爆发无不给当时的中国政府一个沉痛而意义深远的教训，但太平天国首领的文化素质偏低，不具有知识分子的根本精神，自我支配的权欲太强，不能说是革命，只能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严重的破坏；百日维新的作用是唤醒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觉悟，废除科举制，派遣留学生，大量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当归功于清政府派遣留洋学生，让他们在思想未尽成熟之际，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念并带回中国。
自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当是一个十分繁杂而又十分活跃的大炼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处讲演，冲击着国人处于两难境地的思想。于是“学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8]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共识，“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9]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在骨子深处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意识，而是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兴亡的平民意识。当然，李大钊和胡适之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讨论在当时思想界鱼龙混杂的情形下，辩出了真知灼见。亦是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的理念，知识分子应当承担何种社会道义，是走进劳苦大众，还是高高在上清谈一些不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当时大变动的社会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平民精神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全力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全力鼓吹国家发展的理念。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平民阶层的贵族精神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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