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责任
魏齐富
【关键词】知识分子 人格 责任 政治因素
【全文】
学而优则仕
知识分子，在古人看来，是学富五车，治国经邦的大家。他们学习知识，首先用来修身，达到个人精神境界的旷远和通达，后为齐家治国，使个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亦是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可以天地之心，治理经营天下。儒家的“仁”，是平天下所最高境地。然而，古代知识分子，是无法企及“仁”之境界的，他们一生所要做得完善并且圆满的往往不是“平天下”，而是治国经邦的大事业；修身、齐家、治国也脱离不了世俗朝政的繁扰，但就从朝政百姓最平实的生活而言，古代知识分子能够治国并且把国家治理得清明强盛，不受外族侵扰，也是为国家、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的只是通向“仁”的境界。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现世的每一件世俗生活来体现，古人学习，不是简单地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是通过学习事理即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也就是“平天下”。他们不会抛开社会、现实人生而去关注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知识。当然，“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精神追求不曾中断，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即现世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平和幸福的生活，亦是言，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须要改善和充实人的现世境遇，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变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入“仕”则意味着权力有加，可以让其通过皇权分授来切实地治理一方民众，通过民众的劳动实践来实现其社会理想。
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兑现其社会理想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但也不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都能顺畅无阻地去实现政治抱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有混名混利的知识分子，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不能自行消退，而始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最大因素。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抱负，沾惹权贵势力，被谪贬者不泛鲜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者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被贬放流者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是两种人格积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应时而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根发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及精神实质当为“入世”与“出世”互补凝炼而成的双重人格。他们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希望通过皇权来施展自身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人格在此时表现得最为刚强柔韧，为民请命，以死忠谏，亦即“达则兼济天下”。此情此境之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个人安危，而以社稷江山为重，以奉养他们衣食的劳苦人民为重。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他们在“达”在踌躇满志入世时所追求并且希望出现的社会状态即大同社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最可贵的人格之一面。皇恩浩荡，他们首先须尽忠，向启用他们的皇权尽忠，在古代社会，皇权在某种角度上即国家社稷，即民众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已任，为终极关怀的终极对象。
“出世”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不能抹去。这种思想是和“入世”的思想同时产生并随时随地都潜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存在。“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后一道退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的烙印最深。首先求闻达，尔后治天下，退而其次保其自家性命，不得重用，他们并非消极悲观，而是等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一张一驰，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格写照。他们没有因抑郁不得志而甘愿堕落，十年磨一剑，他们在不得志时仍然注重从内心上、精神上、人格上提升自己，以便为将来能够入世以求闻达而作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