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的话题涉及宪政。我们的目标和基本取向都是一致的。我们都觉得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这两次最佳时机。但他对我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强调财产权关系逐步改组的观点以及从基层向中央、从边缘向中心、从法治向民主推进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思路提出怀疑，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另外，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方面，他更倾向于自由权的保障（也许这与他被剥夺自由的惨痛体验有关），而我则特别强调两者的适度平衡，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网络社会里，考虑到社会性权力的特性，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拥护自由至上论。通过交换看法，我们找到了不少共同认识，但有些分歧点――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举措及其话语策略、社会效果的不同评估，在基本目标以及途径方面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差异――依然存在。于是我们约定今后加强交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见面畅谈。加上各有迁徙、忙懒兼半的缘故，也一直疏于通讯。虽然各自分别发表了若干关于宪政的论文和评论，却从未在文章里进行正面的观点碰撞。由于范亚峰、高全喜、秋风等一班北京的青年才俊积极筹划，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公法系列丛书，小凯和我都给予了应有的道义上的支持。这样的同志情谊也许进一步促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搁置某些技术性争议。何况我对小凯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境界都抱有敬畏之念，愿意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和内省。没有想到现在却永远失去了向他具体求教的可能性，只留下无穷的遗憾和懊悔。
直至生命的晚期，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专制主义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２００３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
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
宪法与中国的两部
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他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八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小凯保持了沉默，而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起，这些都成了永久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