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凯是在９１年７月２９日――研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才抵达会场的。我对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以及后来出国的曲折略有了解，但并不清楚近况。在香港企业家官锦堃宴请与会者的晚餐席上听到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到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从长期监禁到四海飘泊，如此跌宕的人生竟然能在短短十年期间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学术上的高岭奇葩，堪称神迹，对他的钦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回酒店后大家继续闲聊，他的谈兴非常高，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到国共两党的恩怨，都有一整套新颖独特的看法。在谈到历史问题时，由于见解不同，他与许倬云老先生以及朱高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首次感受到了小凯强烈的个性、开诚布公的态度以及特立独行的自信心。为了缓和气氛，沈君山教授把话题转到桥牌和围棋上。随之有人提议去室内游泳池消暑，小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凑热闹。小凯体魄非常结实，水性也极好，边游边讲些过去监狱生活的故事，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其胸襟磊落宽广于此也可见一斑。
８月１日的正式安排是许倬云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分析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很荣幸研讨会组织者安排小凯与我一同在晚上挂牌讨论中国的未来。小凯报告的题目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主要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法制建设。具体内容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对小凯提出的一个观点记忆犹新，这就是两个恶魔相争的状态比一个圣贤垄断的状态更有益于国家的健全机制。他的报告确实提出了一些富于挑战性的话题，引得听众纷纷提问和热烈讨论，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在基辛格事务所工作的梅山博士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这时许倬云教授作为仁厚长者出面支持小凯,关爱呵护之情也溢于言表。
在宇部一分手转眼就过去了好几年，直到１９９８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偶尔重逢。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１６日，根据陈一谘教授的倡议，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跨学科研讨会，杨小凯、张炜、吴国光、田国强、洪朝晖、程晓农等各界朋友在亚特兰大的海岸一隅聚集，就经济、政治、社会、法制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深入讨论。小凯的发言集中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与中国的比较方面，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也许因为刚完成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放松。与八年前相比较，他的发言内容还是那么率直，但态度却文质彬彬、非常谦和，思绪和表述也更加细致周密了。虽然在有些方面我并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对他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坚定的信念深感折服。
８月１５日清晨，大家都还在休息，我因时差睡不着独自起来散步并走进一家咖啡厅用餐。正巧小凯也刚进来，我们俩各要了一份早点边吃边聊。他告诉我不久前开始热衷于操作帆船，身体状况感觉明显改善，并建议我也不妨尝试一下。我回答道自己虽然没有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项目的好习惯，但在那两年里倒是几乎每周六都去健身房和桑拿浴的，但小凯觉得还是户外活动好，可以一举多得。接着我们谈到各自在海外大学任教的体验，探讨了中国研究者与海外学界主流的关系的不同形式以及国内高等教育体制以及研究方面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