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天涯宪政谈——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７月２４日“杨小凯先生追思会”而作
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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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７日当天，正在加拿大进修的一个青年法学研究者，通过电子函件向北大校友圈子转送了杨小凯教授去世的新闻。这是我最早接到的噩耗。紧接着，北京的“法律时评”、“法律思想网”等好几个法学网站也开辟了纪念专栏。一个杰出经济学家的病故居然能够在国内外的法学界也引起这样深切的关注和悲伤，当今的中国除小凯之外别无第二人。这倒不是由于他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法与经济学”或者“契约与公共选择”。最主要的是小凯那段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对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一连串叩问和申诉，再加上他对宪政的执着追求，使任何有良知的法律人都不得不正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学界对小凯的哀悼，除了对一个熬过漫长刑期的伟大天才及其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敬意和惋惜之外，还交织着内在的愧疚和反思之意以及从同情产生出共鸣的契机。
我与小凯相识十余年，但平时的联络其实很少，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和深谈算起来也只有两次。一次在太平洋的日本西岸关门海峡附近，另一次在大西洋畔的美国亚特兰大市。在分开的期间，总是顾忌对方太忙不宜打扰，总以为朋友之间必定后会有期、不在朝夕。我在２００２年初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听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研究者提到小凯可能患了癌症，曾祈望那只是误传。后来在北京又听到他皈依基督教以及回复健康的消息，很为他感到庆幸。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此世。关于学术以及立宪运动他有许多真知灼见，正值各方面都希望他能够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损失实在难以弥补。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９１年盛夏。地点在日本山口县宇部市，离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下关条约的遗址春帆楼不远。当时台湾当局刚公布国家统一纲领，有关方面很热衷于同大陆的对话和磋商。或多或少有点官方色彩的浩然基金会在这里举办两岸研讨会，主题是关于东亚的现代化，但其实似乎是想呼吁勿忘历史教训、寻求政治共识。应邀讲演的著名学者包括ＭＩＴ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勒斯特•萨罗（Lester Thurow）、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家鲁锡安•派（Lucian Pye）、社会学家金耀基、历史学家许倬云。台湾方面除召集人沈君山教授、基金会董事长殷之浩先生外，还有政界、财界、文化界的新生代精英，既包括陆委会的石齐平以及在野党派朱高正、康宁祥等风云人物，也包括中钢、中油、中船等主要“国营”企业的总经理。据说如果大陆方面的参加者能达到一定层次的话，国民党的希望之星马英九先生也是准备参加的。但在苏联政变前夜那样风声鹤唳的时代背景下，大陆方面既放不下警惕,也放不下架子。结果，除两个中央研究机构的基层干部外，只有一些在海外的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