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该制度的建立也是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积累。１９９３ 年《
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１９９４ 年８月２７日《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均提出了类别股东的概念；２００２ 年７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更是明确提出了社会公众股东表决票单独计票的要求。因此，社会公众股东单独表决制度的建立并非空穴来风，而有着制度建设的长期积累。
其三，该制度的建立是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重要方式。中国证监会秉承《
公司法》保护股东权的理念，正确运用行政指导手段，强力导入社会公众股东单独表决制度，是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职能创新。
其四，该制度的建立是一些上市公司多年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沉淀。万科等上市公司推行的类别股东单独表决制度对于实现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平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起了积极作用。这些成功经验有必要上升为规范化的法律文件。
其五，该制度的建立是在资本市场法治中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竞争性决定了资本法律制度的竞争性。类别股东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例。我国现行《
公司法》第
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票，另行作出规定。”这实际上是对类别股份（如优先股、劣后股等）的规定，也表明了类别股东享有的不同权利和义务。可惜的是，国务院一直未出台类别股份和类别股东制度。正在修改中的《
公司法》固然应当就统一的类别股东制度作出详细规定，但不排除在《
公司法》修改之前由中国证监会对社会公众股东这类“类别股东”的表决问题先行推进一步。
建立健全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制度亟待解决的若干具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