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还准备邀请“著名学者写研究性文章，阐述理论原理和案例精髓，并最后抽象出案例指导原则”。这么做，据说是为了案例的“应用性”。但我看是弊大于利。法院编案例不能学院化，脱离指导司法实践的目标。学者有学者关心的问题和任务，例如这二十多年来，常常热衷于呼吁和推动立法。这自然是要有人做的。可是“丛书”不能变成学者的论坛，不应卷入立法的争议。再如审判委员会的存废，是涉及人民法院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丛书”就不必参与。这方面《案例选》的做法可以借鉴：由供稿法院自己评析案例，针对具体的问题而非任何“原理”教条阐发意见。不足或未及之处再由最高人民法院的编辑加按语讨论。法官审理案件、总结经验，不可一味追随学院里的潮流和热点；后者自有学者的文章演讲和教科书负责。另外一种情况，或许有学者自愿效力，乐意按照领导的要求来论述案例，让法院把最新的方针政策放在他的口中说出。这样做，行不行呢？那也不好。学者替法院干活，不论付费奖励与否，最好换一个身份头衔，以免误导公众，混淆了伦理责任。一句话，“丛书”努力的方向不应是把“著名学者”请进法院，而是要学界逐步接受并研究法院选编的案例。什么时候做得到这一步，案例才真正有了权威。
那么，如报道引述的，所有入选案例都要“原汁原味”，就是把起诉书、答辩状、判决书等诉讼文书原样照登，好不好呢？介绍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提高了“案例筛选的要求”。这话我不太懂。全文刊载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司法透明的基本要求。但可惜，“丛书”的目标不是建立案件数据库，而是“案例指导制度”。所以才需要制定筛选，即改变“原汁原味”的标准。然而正如我们在《案例选》中看到的，真正的功夫在编辑和评析。起诉书、答辩状的内容要点，两三句话概括了，附在案情之后即可，案例的重心在法律问题的讨论。故而篇幅一定要控制，剔除芜杂和无关的部分，突出要点，否则就难以起到指导的作用。至于原始文书，另行编辑出版甚至上网发布都行。
总而言之，编“丛书”的计划，乃至设想将来形成“一定程度的判例法”，是一件大好事。古人判案讲究成例；当下的政法实践，从选拔领导干部到拆迁民房，也离不开先例、惯例的运用。不然谁还会托辞“下不为例”？只是一般不必写进判决文书，告示天下而已。如此看来，关键在改革司法，包括司法文书。现在的判决书还是非常格式化的，而且以事实陈述为主，很少分析法律问题。这样的判决不可能用来指导司法实践。选编案件，其实是制作案例；即把案例提出的法律问题放在评析和按语里研究总结，再声明其权威的地位，供法官们审理案件时参照，由此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或中国特色的“判例法”。“判例法”，即便只是“一定程度”的，对司法文书亦即法官素质的要求也远比现行“成文法”制度来得严格。所以现实地看，目前这项改革只有小步前进，一点点磨合，才有望建立不论什么意义上的“判例”。普通法国家的经验表明，判例制度往往趋于保守，或者说需要一个相对保守和稳定的环境(桑斯坦，页16以下)；它的成长，和运作一样，恐怕也必须是渐进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