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的定罪量刑不好操作，据说是因为难以符合现代法治强调的“正当程序”原则。刑事诉讼程序的出发点是“无罪推定”，即未经审判定罪，被告人得享有推定无罪的待遇。所以废除了逼供讯，拿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责任（举证责任），一般由代表政府的公诉人（检察官）承担。性服务大多是“心照不宣”或隐秘的交易，调查取证难免与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冲突，受其限制或得不到证人配合；拿到证据之后，如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有受贿的犯意（mens rea），而非生活作风问题或两情相悦，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些论者因此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贿赂范围规定过宽，不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马克昌，页276）。作为替代，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收取非财物类的好处（如招工、提干、入党、调动工作、迁移户口、出国留学、性服务等），可以通过程序简便灵活的党政纪律处置。例如中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1990.7.1）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对方钱物，虽未能证实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该党员的责任”（第十三条）。采用的是不论主观过错的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中纪委的规定之所以不区分故意、过失、不知情等主观意识状态，是要防备腐败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利用体制（包括法律）上的漏洞推脱责任。司法操作当然不可能那么“一刀切”，但举证责任稍做调整，给法官多一些酌情权，查处性贿赂就不会无章可循了。故所谓操作难，只是难在现行的定罪量刑规定不配套。否则那些抓性贿赂治罪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怎么操作？不过，我们与其指责新《
刑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或审判技术改造，不如后退一步，将立法看得复杂些：立法者宁愿把性贿赂推给党政纪律和“道德法庭”，也不跟国际接轨，是否出于某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呢？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立法者选择了简化规则，避免扩大司法人员的酌情权，以尽量减少司法腐败的机会。
司法腐败容易激起民怨；酿成民谣，四处流传，给法制建设带来莫大困扰：“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引自李浩，页85）。司法腐败的成因，归根结蒂，无非参与者（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律师等）道德败坏而监察不力。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现代法治源于西方，不是中国原产的知识，司法腐败作为实现法治的一大障碍，就往往被想当然地看作参与者缺乏专业知识训练的结果。而衡量参与者专业知识训练最省力的方法，是检查他们的科班学历。例如据报道，全国法院系统二十五万名干部当中，本科占5.6%，研究生占0.25%；绝大多数法官的出身是复员转业军人和社会招收（转干）的中学毕业生。由此得出结论：法官“非专业化倾向”严重，以致“缺乏程序公正的理念”，不懂约束自己的行为，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受礼吃请，造成“三陪”律师泛滥和司法腐败（同上）。这一虚构的因果关系及其知识与制度背景，最近已有专著剖析讨论（参见苏力，尤其第十、十一章）。此处不赘言。我们要指出的是，把参与者的专业知识训练等同于司法操作能力，再等同于道德操守，如此推理，必然得出似是而非的论断：因为现阶段法官、检察官等参与者普遍专业素质低，趋于腐败，所以若将性贿赂入罪并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操作酌情权，必定引发更多的腐败。而司法腐败对于法治的危害，比性贿赂有过之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