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禁贿赂奸淫的戒律为基督教继承。从此在西方，性贿赂入罪就“天经地义”合乎社会的道德共识和政治要求。此禁戒历代不乏“案例”解说，最出名的大概要数莎士比亚的“问题剧”《一报还一报》。剧情是这样的：维也纳公爵假装访问波兰，由副手“道德化身”安杰罗代行裁判权。青年克劳丢令爱人未婚怀孕，安杰罗欲“复活”一条禁私通的法令，处以极刑。克劳丢的姐姐伊莎贝拉新入修道院，闻讯赶来，求安杰罗效法耶稣施仁爱恕罪人。不料安杰罗放下假圣人的面具，道：你愿意哪一样，让公正的法律掳走亲兄弟的性命，还是赎（redeem）下他来，献上你的身子……？姑娘气得发抖：赎他！与其姐姐永世沉沦，不如兄弟速死……无耻的赎身跟慷慨的宽恕是两家；合法的仁爱跟罪恶的赎买没关系（二幕四场52-113行）！不用说，假圣人因为索取性贿赂（未遂），差点儿身败名裂，下了地狱。
然而正如《唐律疏义》所言，贿赂（受请枉法）的关键在渎职私受请托。认识这一点并不需要一神教教义支持，也无关立法者的身份地位：神明、圣人、君主、民选代表。所以在古代非犹太/基督教的社会，行贿受贿（包括性贿赂）也是常受谴责的。例如西塞罗（公元前106-43）指摘罗马元老院的政敌“美少年”（Clodius Pulcher），说他为摆脱亵渎女灶神（Vesta）的指控，拼命打听担任裁判官的那些议员、军官和护民官的性格嗜好，然后通过朋友暗中安排馈赠，为他们送去陪伴过夜的女子，介绍“俊美高尚的青年”，最后得以赎身免罪（《书简/致阿提库》）。西塞罗用的这个“赎”字（redemptam，名词redemptio），后来在西方语言里便有贿赂的意思。
百年来，中国人关于婚姻、性道德和性行为的官方理想，一直是以西方的理想，亦即主流犹太/基督教伦理为样板的。因此表面看来，学西方（例如美国）的榜样，性贿赂入罪，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面，应该是没有大的道德和政治障碍的。然而九七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
刑法》，决定保留计赃论罪，贿赂仅限财物，不同国际（即西方）接轨。原因何在呢？
本来，七九年旧《
刑法》有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类推定罪”条款：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七十九条）。该条款在实际运用中控制较严，似乎集中在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和性犯罪（如鸡奸幼童类推强奸罪或流氓罪）。故理论上不排除将性贿赂比照财物贿赂，作为贿赂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定性处理，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曾著文建议的（《法治通讯》3/1989）。但是新《
刑法》遵循国际通行的“法无明文，不罪不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的罪行法定主义，取消了类推定罪。于是，法院审理涉及性服务的贿赂案件，至多只能把性服务作为“其他犯罪情节”来追究。而要确定性服务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严重”、“恶劣”到了使行贿受贿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地步），依然有一个类比斟酌的裁判过程。由此产生一个反对性贿赂入罪的论者经常提出的司法操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