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春寒料峭，读《三联生活周刊》十二期采访报道：全国人大四川代表赵平女士等响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联署一个《
刑法》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舆论界反响“空前”。四月回国，又逢“严打”。与法律界的同仁谈及性贿赂入罪，都说难，跟现行法律对贿赂的规定冲突；搞不好还混淆个人隐私、性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界限，扩大死刑的范围。根据《
刑法》，受贿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者，是可以处死的。
什么是现行的规定呢？通俗地说，便是“计赃论罪”。贪污贿赂视同盗窃，定罪的主要证据是嫌疑人侵吞、挪用、收取的钱财。故《
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第
三百八十五条），排斥了包括“性服务”在内的一切非财物类好处。计赃论罪是我们老祖宗的做法，本本上的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律》。依《唐律》，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属私罪。私罪，即“不缘公事，私自犯者”，或“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例如“受请枉法之类”；以其多出于故意，处罚较因职务上的过失而犯的公罪为重。但《唐律疏义》卷二“诸犯私罪”条，议曰：“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曲法申情，纵不得财，亦为枉法。”要点在私受请托，不在得财。私受请托即渎职，是对皇帝的不忠和冒犯，所以要治罪。这一点，比现在的法律严格。
《
刑法》计赃论罪原则的直接的源头，是解放初颁布《
惩治贪污条例》，发动“三反”、“五反”时，所谓“大贪污”概念：贪污为一切腐败行为的总称，贿赂是贪污的表现形式，所以定罪量刑适用同一个原则（见《读书》零零年第八期拙文《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文革结束，七九年立《
刑法》，行贿受贿才正式另立罪名，列在第八章（渎职罪）。贪污则专指“国家工作人员”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第三百八十二条），学界通称“小贪污”。贪污（和浪费）在毛主席时代固然是“极大的犯罪”，严格说来，却套不上今天的法律概念。那年头反贪，不靠法律手段；相反，官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白专道路”、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各个“独立王国”一样，乃是革命的对象。贪污分子如果中了“糖衣炮弹”丧失阶级立场（或者本来就出身反动，迷恋腐朽生活方式），无论“给出路”让他重新做人，还是斗倒批臭，都有成熟的成套的挽救及专政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婚外性行为之能够“除罪”，等同于“生活问题”而不负或少负政治和法律责任，除了特权的庇护，主要是政法环境演变、法治意识成长的结果。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属于个人或家庭的隐私，国家和群众不该监督、干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干部和老百姓一样，也享有隐私权。事实上，因为特权与腐败同步滋长，干部的隐私和免责范围要比常人大得多。等到腐败变成“心照不宣的惯例”（赵平女士语），性贿赂作为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也就堂而皇之纳入“道德范畴”，跟《
刑法》上的贿赂拉开距离。当然，实际生活中“用到色情场所消费来行贿或者招待客人”（同上）的那一方，花的往往是公家的钱，那笔钱可以算成客人收受的“财物”。但如果数额不大（不满五千元），检察机关不予立案侦查，那趟“消费”便只是纪律松懈、随大流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