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情况来看，前期国际法译作主要译自瑞士、美国、德国和英国。从19世纪末以后，转到以翻译介绍日本人的国际法著作为主。虽然我国人也编写一些国际法著作及文章，但为数很少。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自1867年(同治六年)开始设国际法课程。聘丁韪良为教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及其他学校也开设有国际法课程。这样，研究国际法的人士逐渐增多。
　　二、清代人士对国际法的评论
　　通过引进和研习西方国际法，清代一些官员及知识界人士对国际法逐渐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西方国际法的内容很完美，作用也很大，企图倚信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曾任清廷两江总督等重要职务的端方认为：国际法为“各国交际之法……夫天下之事变无穷，而其所以应之者，准情酌理，因时制宜。遂亦莫不有法。五洲之大，万国之众，其所为公法者，制非一国，成非一时。要莫不出于天理自然，经历代名家之所论定，复为各国交涉之所公许，非偶然也”。 他还认为：“西人之公法，即中国之义理，……常人得之以成人，国得之以立国。”“国际法中论享公法权利及调处免战各事，皆仁心为质，有以绝裂辟忿健(zhì至)之源而广生民之福”。所以，国际法的作用能使“国自固其权利，人自笃其忠信；玉帛可以永敦，干戈可以永戢。”
　　曾长期职掌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李鸿章，在为丁韪良编译的《公法新编》一书序言中说：“公法者环球万国公共之法，守之则治，违之则乱者也。”他认为：丁氏编译的该书“持论明允，……愿以后办交涉者奉为圭皋。”
　　清廷另一位官员李佳对国际法也很崇拜。他说：“中西未交涉以前不识有公法也，中西既交涉以后不可无公法也。……因念中外交涉之事日繁一日，亦日棘一日”，在培养国际法人才方面“诚能贯而通之，引而伸之，一省数十人合十数省数百人，熟谙公法而后出于中外交涉事，或和平与议，或执理与争，庶几外交不致如今日之棘手也。”“我国家得此数十外交之长才，转弱为强……是公法之所系者大已。” 这种主要依靠国际法就可办好外交的思想，总的来说是不可取的。不可否认，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任用一些既了解国际法知识，又具有外交才干的人办理外交事务。可能会好些，或在某个问题上取得成就。但若是执掌国家大权者本身昏庸，内政腐败，国力虚弱，即使任用国际法等各方面知识均很渊博、才干也很出众的人办理外交，要使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还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曾纪泽(1839—1890)是清末一位被称为具有“令人佩服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于1878年(光绪四年)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时赋诗言志：“仓卒珠盘玉敦问，待凭口舌巩河山”。后来，曾氏又奉派兼驻俄国公使，在与沙俄就收回我国伊犁问题的谈判中，显示出他的外交才能，但并未能够改变在19世纪后期，中国继续被列强弱肉强食的日益衰败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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