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律》虽为“删改旧律，傍采汉律”(《晋书．
刑法志》)而成，但就自首规定来看，却改汉之“自告”而在自首发展史上始称“自首”。尽管后之《北魏律》又曾称“自告”，但始于《魏律》之自首称谓一直为后世沿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于自首制度无所增益。
隋初有《开皇律》，继有《大业律》但均未保存下来。唐代在总结前朝定罪量刑原则和吸收前代立法技术的基础上，继承了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不仅对自首的条件及其量刑作了详细的规定，还设置了“犯罪共亡捕首”条，“公事失错自觉举”条，从而使得《唐律》中自首制度被规定得相当全面、细致，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唐律对自首制度的规定主要有：
（一）自首的原则
《名例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既犯罪未发觉而自告所犯罪行，才认定是自首，这是唐律规定的自首成立的一般原则。根据《捕亡律》的有关规定，进行追捕，就不存在自首问题。
（二）自首的机关
原则上只有向“官府”投案才能成立自首。但对于某些特定的犯罪诸如强盗、盗窃、诈欺取财等，只要犯罪者“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即，犯强盗、盗窃、诈欺取财等罪行的，犯罪人只要向财主投首露面，并将财物返还原主的，与向宫府自首相同。这一规定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自首的方式
大体而言，唐律规定了下列数种自首的方式：
1、身自首。
《名例律》中所谓“……各听如罪人身自告法”的规定，说明“身自首”是自首基本形式。它系指犯罪人犯罪后，亲身去宫府供陈自己所犯的罪行。
2、代首。
此即《名例律》中“遣人代首”的情况，至于犯罪者与被遗人之间的关系，《唐律疏议》曰：“不限亲疏，但遣代首即是”。
3、为首。
指为了使犯罪者得到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处理，依法得兼容隐者(同居及大功以上亲等或部曲奴婢)在罪人不知道甚至是违背罪人意志的情况下，为罪人向官府自首。
4、相告言。
指依法得兼容隐者，“纵经官司告言，皆同罪人身自首之法”的情况。
“代首”、“为首”、“相告言”毕竟不是犯罪人亲身前往宫府述陈自己的罪行。因此，唐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要成立自首还必须具备宫府追捕时，投于宫府的条件，否则“不得免罪”。但是盗、诈取人财物等向被害人首露的，则与身自首具有同等的效力。
5、捕告。
即“虽捕告以送官司，俱同罪人自首之法”的情况。就是说，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十恶大罪，依律应负缘坐之责的人把犯罪人捕获并送达宫府，犯罪人也成立自首。这是儒学“亲亲得兼容隐”原则的法律表现。
（四）不准自首的犯罪
根据唐律的规定有六种不成立自首的犯罪：
1、伤害罪。即唐律中“于人损伤”的犯罪。《唐律疏议》说“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2、盗窃、毁坏、丢失不能返还的物品的犯罪。这些物品指定印、符节、制书、宫文书、甲弩、旌旗、禁兵器、禁书等。
3、“事发逃亡”的犯罪。《名例律》规定：“假有盗罪合徒，事发逃走，已经数日而复陈首，犯盗已发，虽首不原；逃走之罪，听减二等。”
4、度关方面的犯罪。包括越度、私度和冒度三等犯罪。
5、“私习天文”的犯罪。“天文玄远，不得私习”。犯此罪的，不准自首。
6、贱人奸良人的犯罪。
（六）自首犯的刑事责任
根据唐律的规定，自首犯的刑事责任有三种情况：
1、免刑。这主要指下列情形，犯罪未发而自首的；身自首的或遗人代首的：大功以上“为首”或“相告言”的等。
2、减刑。《名例律》规定：“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归还本所者，亦同”。此外，“自首不及实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
3、对于涉及赃物的犯罪，唐律规定，自首后“正赃犹如法”，就是说对于这种自首犯仅征没犯罪实际所得之赃物，而不是征没几倍的赃物。
至此，自首制度的概念明确，区分细致，许多基本问题皆得以明了，充分体现了立法的完备和科学性。也为现代自首制度的设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承唐制，《宋刑统》有关自首制度的规定与唐律基本相同，但又在下列两方面有所推进：
1、规定了“犯罪已发未发自首”。在自首制度上首开犯罪已发可以自首立法之先河。
2、规定了“按问自首法”。如“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宋史·
刑法志》)即案情已发或人已被逮捕之后供述犯罪事实的，亦认定为自首，并予减刑。实际上是把如实供认也视为自首。可见，自首制度发展到宋朝，条件进一步放宽了。
《明律·名例》中“犯罪自首”条，虽因袭《唐律》，但文字上稍有变更，内容上也有所增益。如在“强窃盗诈欺取人物财物而于事主处首服”之后，增加“受人枉法不枉法赃，悔过回付还主者，与经官司自首同，皆得免罪。若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者，亦得减罪二等。其强窃盗若能捕获同伴解宫者，亦得免罪，又依常人一体给赏”。它表现了《明律》对自首的规定又有所发展。《清律》除在《名例律》中对自首有专章规定以外，在其它一些条例中尚有一些补充规定，从内容看，主要涉及一些具体罪的自首。
《大清新刑律》，在我国自首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法典对《清律》繁琐条文予以简化，规定为三条。从内容上看，首先，首次明确规定了自首的定义，即“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府受审判者”为自首。其次，明确规定了“首服”制度。再次，明确规定了预备犯、阴谋犯的自首。最后，自首原则上减轻处罚，只对预备犯、阴谋犯的自首，才规定既可以减轻处罚，也可以免除处罚。
1912年8月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除将《大清新刑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词语予以更改外，各项制度包括自首制度一概予以照搬。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在《暂行新刑律》的基础上，对于自首制度的规定进一步简化，共一条两款。经1935年修改至今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国民党现行刑法，将自首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一条，不再分款。
我国革命法制中的自首制度，为建国以后建立自首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1979年刑法典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以来自首制度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历代
刑法中自首制度的合理因素，于第
63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在一些特别
刑法或附属
刑法中，对自首问题也作了规定。
1997年修订的现行
刑法在总结多年来自首制度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自首制度。新
刑法在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设专节规定“自首与立功”。主要修改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明确了一般自首的概念和成立要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其二，确认了准自首或称余罪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罪行的，以自首论” ：其三，放宽了自首犯处罚的幅度：“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其四，对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规定了绝对从宽处罚的原则：“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其五，在分则第164条、第390条、第392条规定了特别自首。
可见，自首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从古时的“原罪自首，人身自首”，到现代的“一般自首，特别自首”，经过漫长的沉积，并沿传发展至今，内容已相当丰富，体系也趋于完备。可以说，自首制度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灿烂的一笔，也为完善我国现代自首制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二、自首制度的理论基础
自首制度之所以能传承沿袭数千年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的“性善论”和“明刑弼教”、“明德慎罚”的思想正是其理论渊源所在。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自首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因而也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随着现代
刑法理论的发展，自首制度的设置则是基于犯罪的预防与惩罚、利益衡量及教育犯罪人悔过自新的考虑。
从文化传统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性善论。孔子说人们“性相近、习相远”，已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更将其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为尧舜；即使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也同时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也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所以他说“涂（途）之人皆可以为禹。“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为人们普遍认同。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走上犯罪道路，只是善良的本性被迷雾遮住，只要通过教化就可以恢复善良的本性。因此，应允许犯罪者犯罪后自首，并适当减轻处罚，给予其改过从善的机会，从而恢复善良的本性。
中国古代十分推崇以德治天下。儒家的“明刑弼教”、“明德慎罚”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统治国家不能只能靠刑罚，只有德刑并用，德主刑辅，方能奏效。即“德教”、“礼化”乃抑罪之本，刑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工具；二是对已经犯罪的人不能盲目用刑，而是要先施“感化”、“教化”。这一指导思想，必然要求在惩罚犯罪之时，不仅要以犯罪事实为依据，还要在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及其犯罪后态度，从而决定“感化”、“教化”的难易程度，并据以决定刑罚。自首属于犯罪人犯罪后态度的范畴，因此主张“明刑弼教”、“明德慎罚”就必须要重视自首从宽的制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自首从宽制度的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历代统治阶级奉行儒家学说的必然结果。
从阶级根源来看，自首制度是为了适应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斯为过矣”。 意思是说，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如果有过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这种敦促有罪过之人勇于改正的思想，是对罪犯实行阶级软化的政策，旨在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汉朝是以打击谋反等罪而设立的，其宗旨是为了分化、削弱并最终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唐律》中自首制度的规定可谓详略，其适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但同时也做出了种种限制性规定，尤其对于谋反等罪，限制自首。可见，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是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在现代社会，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一定的利益让渡可以获得更大程度的利益。曾被标榜为西方的司法民主、保护公民权利的典范的沉默权制度已受到冲击，随着犯罪率的上升，案情的日趋复杂化，为了节约司法成本，西方也开始实行一种“辩诉交易”的方法：即犯罪者或自首或坦白，检察官根据案情、犯罪程度给予相应“减低指控标准”的“交换”。不难看出，“自首”与“辩诉交易”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后者来得更直接、明白，即“交换”。不论法律规定沉默权还是要求“如实回答”，在司法实践中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认其罪”，这本来就是一个“司法悖论”。但从趋利弊害的理论角度看，犯罪者还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希望投入的成本能得到最大化的利益。虽然自首体现了犯罪者确有悔改表现，但如果没有相应的“从宽待遇”，自首者的积极性就会被挫伤。同时，我们也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犯罪就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侵犯。司法机关做出“从轻或减轻”的“利益让渡”，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而实行的积极措施。自首制度在程度、条件、限度等方面的制度化，使其更加严格、有效，同时不失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