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原文开篇文字：
　　““案件”一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前后出现了183次。但是，其含义如何，却一直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一词在用法上几乎等同于犯罪统计学意义上的“犯罪数”，而丧失了其应有的法律含义。例如，我们已经习惯了说，“某甲实施了多起盗窃案件”、“甲乙丙三人共同实施了一起*案”。由于“案件”丧失了其应有的法律含义，诸多原本可以借助案件理论迅速加以解决的问题，最终竟变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法律难题。”
　　第三，“刑事诉讼客体（案件）不仅“体现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具体刑罚权关系，并具体表现为国家对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是否享有具体刑罚权。”，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非具体刑罚权关系，表现为国家对非特定的人是否可能享有刑罚权。因为，在侦查阶段，往往未必有具体的被追诉人。而且，往往是否确实有应当追诉的犯罪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刑事诉讼案件，其理论价值，近似于民事诉讼的标的理论，调节的是起诉与审判的关系。如果强行适用于审判前，将因“应当追诉的犯罪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而缺乏应有的确定性和法律拘束力。因此，在台湾刑事诉讼法学中，案件理论主要适用于狭义的刑事诉讼活动，即起诉以后的审判阶段；在“诉讼法学意义”上，作为诉讼客体的案件，专指针对特定公民的具体犯罪事实。
　　在诉讼过程中，案件因起诉而特定化；在此之前，尽管有犯罪事实发生，有犯罪追诉，却一般不涉及 “案件理论”。或者说，此处，如果像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用“案件”、“犯罪案件”，其含义却已不同于“诉讼法学意义上”的案件了。
　　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因为，在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中，一般并不特别关注审判前活动（例如，很多国家，将侦查视为公诉的一部分或公诉的准备）；其次，任何理论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学中，案件理论的构建主要在于解决控—审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即审判范围受制于起诉范围。至于所提出的审判前的“浮动状态的追诉过程”，则远远超出了传统刑事诉讼法学案件理论的效力范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案件”作为诉讼客体只有在起诉后才能特定，但是，其理论价值绝非限于审判。例如，禁止就同一案件再行追诉；日本学者讨论的“别件逮捕”，超过时效的案件不得追诉，等等；其中所暗含的理论都是“诉讼法学意义上的案件理论”。
　　第四，“诉讼法意义上的案件相对应于对被追诉人的追诉。”
　　对此，论者的意思似乎是要给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实践中习惯的用语“刑事案件”“犯罪案件”找到一种学理解释。尤其是审判前阶段的“案件”。这种精神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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