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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讨论者，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必须提出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谓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
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就是讨论者应能证明若不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就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其中，诚实信用原则着力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这里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为交易道德的要求。而最低限度的交易道德又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承担着以强制性规范的形式限制私法自治，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国家的角度定义公共秩序；二是从社会的角度定义善良风俗。在现代社会，它承担着派生禁止性规范限制私法自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可见，得以限制民事主体自由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最终落脚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这里的国家利益，不能作宽泛的理解，应仅限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利益。至于社会公共利益，内容就较为丰富，它首先是指不特定第三人的私人利益。不特定第三人的私人利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社会公共利益重要的组成部分[49]；其次是与基本的法律价值相联系的私人利益，如生命利益、健康利益等。从形式上看，这些利益仅与特定民事主体有关，但对于个体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与保护，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再次是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联系的私人利益。现代民法，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从而相继认可诚实信用、善良风俗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落实到民法的各个领域。使民事主体的做人准则从单纯的“无害他人”转变为在特定情形下应“适当地关爱他人”，并在民事主体间培植信用，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唯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根据。它们明确了民事主体自由的边界，这个边界，同时也是国家可以发动公权力干预私人生活的界限。[50]
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符合体系强制，可以在逻辑上保证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能够得到实现。
在进行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学界围绕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保护策略的立法选择，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应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通过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来共同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51]不同的保护策略，会导致当事人之间不同的利益安排，在这种意义上，学界争论的这一问题属于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如果以所有权的变动为例的话，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主要会涉及到以下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52]以及意图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所有权的第三人。无论是善意取得制度还是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都是通过在特定情形下限制所有权人的利益，即否认其所有权的追及效力，来保护交易关系中第三人的利益，即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所有权的第三人的利益。如前所述，私法自治原则在物权法中的体现是所有权神圣，与此相应，前述的论证规则在物权法中就可以相应地具体化为：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设置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我们可以检证一下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在限制所有权人的利益时，是否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以此作为评析前述不同主张的依据。
先看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在基于民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以无权处分行为为前提，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财产的第三人，如果在受让财产时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人，可以基于其他条件的满足从无权处分人处获得财产的所有权，财产原所有权人的权利相应地归于消灭。该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乃是基于如下考量：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市场主体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市场交易这一基本判断和假定之上，这就使得如何解决物权变动中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从逻辑上讲，立法者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是要求市场主体自己付出调查成本去获取相应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市场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在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相应权利的可能。这不但会滞缓交易进程，也会使交易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市场主体不愿意付出调查成本，在动产的所有与占有的分离成为常态，在不动产登记簿公示的权利状态与实际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就必须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这难免会影响对财产的有效利用。可见，第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选择；二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认可市场主体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交易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同时认可市场主体只需要以现有的信息状况为前提去进行交易，就可以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得到交易安全的保护。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属于法律对动的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制度保护了市场交易中不特定多数市场主体的利益，促进了财产的流通和交易的便捷，实现了社会的整体效益。不难看出，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证成了对所有权神圣原则的限制，这一理由可谓是足够充分且正当。
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就不同了。所谓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又称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是指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是否需要一个原因性的目的规定（“内容无因性”问题），以及物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取决于义务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的效力（“外部的无因性”问题）。[53]其中与交易安全的保护直接相关的是外部的无因性问题。它意味着即使交易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属于不成立或不生效力的合同，只要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同是生效合同，就可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受让人就可以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再将该财产转让，即属于有权处分。可见，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也属于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但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初衷：如前所述，市场交易过程中之所以需要保护交易安全，是因为法律假定市场主体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交易的，如果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正是这一点，为认可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认可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提供了正当性。但依据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即使次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明知道受让人与前手转让人之间的债权合同不成立或不发生效力，受让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他也可以从受让人处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可见，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对于信息充分的次受让人也提供了保护，并允许在这种情形下剥夺财产原所有权人的权利。其对所有权神圣原则的限制，就不能说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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