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只关心私人成本和收益，公力救济还涉及司法成本，包括建立并维持司法机构运作、司法及辅助人员薪金、办案支出等。司法成本由国家主要是地方财政承担。我国许多地区法院经费不足，有些法院和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围绕资源获取的互动机制。⑩当事人诉讼成本与法院司法成本有一定关联：法院收费越多，司法成本通过当事人获得补偿就越多。棚濑孝雄分析了这种影响人们利用审判购买正义行动策略的成本转嫁机制：第一次转嫁即审判成本转化为诉讼成本的诉讼费用化政策，第二次可分为转嫁给对方(如败诉者负担制度)和转嫁给第三者(如法律援助)。?国家实力越强，当事人诉讼成本相对更少，如美、德法院只收取极少讼费。
(三)成本支付方式
公力救济需预付费用，私力救济即便借助他人力量需付费，一般也不预付。既然无需事先投入，何不尝试？依心理经济学，人们宁愿获得不愿付出，付出令人不快，付出越多不快越多，而在失去未挽回前又付出则更痛苦，尤其当救济不确定、法院又告知诉讼风险、且预付费金额不菲时。这种心态甚至会引发“拔毛”效应：寻求救济者通常认为自己受侵害，在最需帮助时法院却先收费，有雁过拔毛之意味。由此可导出一个有关成本支付的推论：事前支付比事后支付更不受欢迎，即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对当事人而言，“朝无暮四”优于“朝四暮无”、甚至“朝三暮无”。在收债人通过私力救济成功追债后，当事人付费即便再多，也毕竟有所收获，且约定在先，并满足了“报”之快感。上述分析很容易解释成本最小化之悖论：即使公力救济成本不高于甚至低于私力救济，人们还可能选择私力救济。这种行动还可诉诸现货与期货的区分、或个体对风险的态度来解释。期货预期兑现值影响人们对现货的态度，公力救济预期收益不确定或较低将导致一些人转向私力救济。个体对公力救济不确定性及费用难以补偿风险的态度也影响行动。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废除执行费用预收制度在广东高院一开先河，几个月后便为许多法院采纳，并成为最受当事人欢迎的执行改革措施之一。
成本—收益比较展示了公力救济的缺陷：成本偏高，收益较低，成本占收益比例高，小额案件成本超过诉讼金额的情形普遍，且成本收益皆不确定。私力救济的收益可能是当事人希望的全部，故许多时候被视作司法的低成本替代方式，当事人试图以此回避公力救济昂贵的交易成本。若通过收债人追收，收益可能是追到金额的60-90%。40%的成本当然不低，但就法律可能无法切实保障权利而言，当事人也许会更重视收债的实效性、成本确定、无需预付费等优势，而选择私力救济。
三、效率、机制比较
(一)效率比较
纠纷解决效率是个时间维度，耗费时间越少，效率越高。私力救济成本可能相当或高于公力救济，但效率却远胜过公力救济。陈鸿强收债期间通常为15天，多数纠纷一个月内终结。而公力救济普遍过分迟延，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时间还与费用紧密相联，且影响心理成本。不少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因其快捷和简便。
许多国家诉讼迟延突出，如英、美、法、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意大利司法法院一审普通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1988、1989、1990、1994年分别为476、498、493、616天，大审法院分别为1199、1118、1138、1271天；最高法院民事及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以上年份分别为883、927、857、934天；1994年上诉案件平均审理期间，大审法院951天，上诉法院1341天；经三审的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近10年。?也有少数国家提供了相对快捷的司法服务，如德、日、荷、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一些学者与莱克斯·盟带律师事务所109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所合作，就驱逐拖欠租金的住房承租人和支票拒付追索案调查法院程序，发现即便这些最简单的纠纷，大多数国家司法程序都特别冗长，全球平均审结时间分别为254、234个工作日。?
为缩短诉讼周期，我国《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限。2000年全国法院清理超审限案件13.8万余件，清理执行积案47.5万余件，?且只要依法办理简单的延长手续，就不算超审限。尽管无法准确估计我国的诉讼周期，但二审终审加申请再审和申诉，周期漫长，这导致利用司法成为民众再三犹豫的问题。
(二)机制比较
效率与机制相关。公力救济一个突出特征是程序性；而私力救济是非程序性的，当事人可在法律范围内或边缘上随心所欲，故具直接性和便利性。程序当然有积极功能，但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更严格的程序形式主义理论上有貌似合理的存在原因，却带来了高成本、诉讼迟延、回避法院及最终的不正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个人不愿诉诸司法，为什么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替代策略(包括私力救济)在发展中国家盛行，并暗示司法改革一项可行措施：程序形式主义的弱化。?但司法改革至多令复杂程序稍稍缓解，决不可能接近夏皮罗所谓“没有程序形式主义的理想法院之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