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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事实，是其程序上的抗辩权而并非其（主张）责任。若被告提出了抗辩事实，则应对之加以证明，否则其事实主张将不被法院采信。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本案要件事实，被告对其证明通常无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仅需使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程度，就达到了抗辩的目的。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其免责事实，则通常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才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
总之，不管被告是否提出抗辩事实或者是否进行反证，原告的证明只有排除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事实的真伪不明之态，即其证明必须达到使法官内心确信真实的程度（亦即达到证明标准），才可摆脱结果举证责任。而原告是否摆脱结果举证责任，则由法官根据调查证据的全部结果和法庭辩论的全部意旨依凭自由心证来判定。［6］
三、倒置：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依据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虽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由于其偏重法条规定的外在形式，而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需要。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注重实质正义，关注弱者（如劳动者、消费者等特殊侵权受害者）保护，讲究具体案件判决的妥当性。[5]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类型的民事案件，特别是高风险、高技术或高度专业的领域内发生的民事案件，按照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难以顾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或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合理衡量，有违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
因此，为了补充、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和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理论上积极探讨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法理 （比如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利益衡量说等。请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序》，296～30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德］汉斯·普维庭：《现代举证责任问题》，吴越译，277～33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陈刚：《举证责任法研究》，174～2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制度上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由于是一般分配规则的例外，难以成为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所以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原则上应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予以适用。这些特殊规则主要表现为举证责任倒置（有些国家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可依法达成举证责任契约，即双方当事人合意约定将关于任意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变更的契约，然后当事人据此来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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