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与人权保障的新进步
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教授 郭道晖
继去年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今年新修订的
刑法亦已出台，这不仅表明我国刑事法典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立法思想的进步和立法方略的革新，体现了我国法治文明的新进展。
一、法律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立法意识的突破
如同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将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诉基本原则之一吸收进去，是立法思想上的一大突破一样，这次修订
刑法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和法律上人人平等三原则纳入其中，同样是我国刑事立法思想史上又一次巨大进步。这三项基本原则都是民主的法治原则，也是保障人权的基石原则。
罪刑法定的原则，与罪行擅断主义相对立，早已载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并列入
宪法。这一原则连同其派生原则，包括不溯及既往原则、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罪刑明确性原则和禁止绝对不定期刑原则以及实体的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新修订的刑法典中都有具体体现。罪刑相当原则早在中国古代就提出了“罚必当”（李悝）、“刑当罪”（荀况）的思想。在18世纪进一步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列入1791年作为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已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载入我国宪法。这次新
刑法第
4 条明定为“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应该理解为，它是在立法上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的一项司法原则，因为我国刑法立法上定罪定刑，不是因身分不同而有差别，只是因犯罪性质与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有轻重。如把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就避免了认为
刑法是基于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历史或现行身分而处重刑的误解。
以上三项基本原则及其在
刑法具体条文中的贯彻，形成一整套人权的
刑法保障体系，是确保公民权利与自由、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合法权利，免受法官的随意性和外力的非法干涉所侵害的防洪堤。过去人们常把
刑法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或镇压的工具，新
刑法当然仍保有这方面的职能，并保持了对严重刑事犯罪打击的力度；而在保障人权方面更有所加强，不只是保障被害人和其他公民的人权，也包括而且有些方面还主要是保障刑事被告人乃至罪犯的应有权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
刑法、
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典。尽管三项原则在一个法治国家不是新东西，但对于相对滞后的我国立法思想而言，跨出这一步十分不容易。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刑诉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和
刑法的这三项原则的明确订立，所显示的我国法律民主化和立法思想的进步，并在今后实施中切实予以贯彻。
二、立法方略的重大革新
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1.立法的科学化——如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对其内容作了重要修改，使
刑法罪名非政治化，严格体现法律规范属性。这不但便于根据行为定罪量刑，也可以排除所谓“政治犯罪”的误解。
2.立法的严谨化——如取消了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等界限不清的“口袋罪”，可以防止定罪泛化和适用法律时出入人罪。
3.立法的统一化——如将十多年来另行制定的24部单行
刑法和散订于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中的130条附属
刑法条款， 全部收入新
刑法中，消除了刑事特别法过度膨胀、刑法典尾大不掉的局面。
4.立法技术的细化——如新
刑法由192条增至
452条，增长2.35倍，这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也是部分质的演进，转变了过去立法技术上“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更有利于严格执法和依法判罪量刑。
5.立法体系的完备化——新
刑法自身犯罪类型与罪种的进一步完备，加上近年陆续制定的
行政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以及开始提上日程的民法典起草，可以预示，我国五大法典的制定与完善，加上市场经济立法体系的框架的形成，我国立法体系将日趋完备化，为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提供了有法可依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