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结果是某种学说(或者观念、思想)(注:本文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三个术语,只是为了行文的需要而加以变换。)的出现。由于社会需求的差异,使得证明不同需求之合理性的学说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些学说虽然是由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在它们成型(无论是口头或者文字形式)之后,却具有某种自身的力量。它们就像一粒粒种子,一个个细胞,为了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宿主——而展开激烈的争夺。
当各种思想和学说控制了足够多的宿主时,它们就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现实的世界,这时在那些可怜的宿主之间就会爆发一场战争。如果这一结果根本性地改变了某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人与自身——我们就可以断言发生了一场革命。革命可以看作是思想争夺其宿主的结束和宿主们实现某种思想的开始。在历史上的激进社会革命之中,思想的纵横捭阖总是发生在革命开始之前,革命一旦爆发,剩下的不过是肉与肉之间的碰撞;而在渐进的社会变革中,思想自身的整合和相互之间的交锋则可能贯穿始终。
社会革命的成功往往伴随着某种制度的确立。(注:可以把建立的制度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依照自然的法则确立的制度和依照理性确立的制度。前者可以在兽群的组织模式中找到根据,仅仅依照强力和恐惧就可以维持这种制度。“三权分立”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例证,它几乎完全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在自然中无法找到类似的形式。)但是由于“革命阵营”就其“化学性质”而言并不是“单一物”而是“混合物”,由于“革命者”们并不单纯是为了某种思想去争斗,而在革命的过程中夹杂了许多个人的考虑,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殉道者而更有可能对思想进行扭曲和删改,由于不可预见的因素和执行的偏差,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的终结,而恰恰是新问题产生的开始。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例来描述这一制度的变迁过程。
附图
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来说明本文所讨论的正当程序革命: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行政国家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仅仅依靠自由市场和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已经无法保证自主的地位或者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导致了现代福利制度的产生。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一方面加剧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又给政府的专横创造了条件,这些问题不仅构成了对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观念的挑战,也形成了对民主制度的现实威胁。作为诸多矛盾中的一个,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现代行政国家中如何调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凸显出来,并由此产生了解决问题、消除紧张的实际需要。为此人们设计了种种方案,包括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福利”的财产化等,由于利益关联的不同,有的解决方案试图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维护政府的行政特权,有的解决方案则试图保证公民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免遭政府权力的侵害。新的正当程序学说选择了后者,从而改变了政府和公民在权力(利)的天平上所占的份额,1970年的戈德博格案被作为这场革命开始的象征。但是正当程序革命并不是一次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竞争和人的竞争交织穿插于整个革命的始终。随着伦奎斯特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革命的过程出现了反复。目前,正当程序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因为它还没有为调整新的社会环境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一套稳定的制度。
四、结论
是谁发动了正当程序革命?既不是某个学者,也不是哪个法官,而是几个普通公民通过几次诉讼发动了这场革命。社会环境的变化产生了革命需求,学说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授予权利的法律提供了争取权利的合法渠道,富有同情心和变革精神的法官是可靠的盟友,然而这一切如果没有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勇敢挑战,正当程序的革命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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