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样的视域里再来看美学热到什么热的递嬗，看法学和政治哲学引起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视域里理解和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丛书，就非常清晰和深刻了。八十年代前期的美学热反映的主要是一种直接朴素的情感；后期的西学热反映的主要是一种愤懑不满的情绪；国学热比较复杂，既有逃避也有沉潜；西学热更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相近相通大过它们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差别。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问题，现在都意识到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里的民主宪政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李泽厚很敏感，不久前他说“政治哲学至少可以热十年”。更有意义的是，自由主义者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传统的资源和现实的情境，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意识到，传统必须向现实和世界文化开放。这些东西在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秋风《立宪的技艺》、刘海波《政体初论》以及我自己的《儒者之维》中都有比较好的表述。
我认为，如何应对问题应该成为思考西学、理解传统的原则。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四个热后面凸显出来的，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作为这套书的一个作者，从学科知识来讲我跟季卫东、刘海波他们做的还是有相当距离，但在问题意识和把握上还是相同相通。我做的是中国思想研究，准确地说是儒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政治与法律问题，只是作为一个有中国现实背景的读书人在思考。最初我担心自己的东西放在论丛里面会不会像一个丑小鸭混到了白天鹅里？心中很忐忑。但在沟通中我发现我们确实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现代性、全球化的问题实际还是一个80年代以来讲得最多的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从文化的关系来看，大的框架并没有变，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变了。前一个时期，西化的东西非常多，对于古代全盘否定的多；现在，中庸的多了。因为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妨碍我们致富；西方也不再是一个乌托邦镜像，西方人他们自己也在超越。于是我们确确实实开始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了，
我愿意对媒体的朋友说，从这套书里可以了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个转变。这种转变，大致说是从2001年以后开始的。在问题的讨论中，西学国学、左派右派保守派会热起来，也都应该热起来。相对于以前一阵风似的这种热那种热，学术界今天指向问题的言说方式是不是更加成熟？改革开放 搞了二十多年，也应该成熟了。
至于王焱刚才的批评，我认为关键应该在于陈寅恪究竟是不是一个所谓古典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做出论证和说明。具体问题，等他的书出来再说吧。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看到论丛的出版，很高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了十多本，令人兴奋。这十几本书，从内容上说，都是关于政治法律思想的，而且都是国人自己研究的成果。这些年来，在政治与法律思想方面，翻译的著作不少，但我们自己原创性的成果还不算多，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努力。
借着这套丛书的出版，我想谈三点。第一，我希望再次呼吁学术界重视对政治理论的研究。我国自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与转型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与复杂的内涵。它至少是集三大转型为一身的变革，其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晚清以来现代化努力的延续；其二是从全能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第三，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化国家，由于中国人口与国土的规模，上述两方面的转型将导致第三个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改变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这种集诸多转型于一身的情形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为了应对复杂的内部与外部局面，对内为经济与社会改革探索恰当的政治秩序，对外深刻理解在全球化形式下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找出因应之道，政治学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政治学者应该以新的视角重新思考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深入研究、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总结、挖掘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的方向与基调确实是值得坚持的。
第二，在政治理论研究中，我觉得应该超越目前具有强烈实证主义色彩的政治学，不拘泥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色彩十分浓厚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从十七世纪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中汲取启迪。我国目前政治理论研究有两个很重要的倾向，其一是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化倾向，其二是简单地跟踪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个人的研究方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看到西方当代理论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背景，中国有和西方相当不同的背景与问题。我觉得，如果粗略概括的话，政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关注的是“我是谁？”诸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认同问题等；二是关于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构建的问题，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适合一个特定国家的政体；三是关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问题，研究政府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按照这种划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最多的还是公共政策问题，其次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举例来讲，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主旨就是讨论在社会分配上应当采取什么公共政策，哪一部分人群应当多得、哪一部分人群可以相对少得一些，而围绕《正义论》所展开的讨论也大都是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对罗尔斯的批评则集中在身份认同这一类问题上，所涉及的论题包括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个人的公民参与及文化多元主义等。当代西方学者很少关注政治制度应当如何构建和改进的问题。当代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大关注政治制度问题，是因为他们无需关注这类问题――法治、宪政、代议制民主、权力制衡等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中的常识，政治制度也已经按照这些观念牢固建立并稳定运转很长时期。但是，对于中国的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改进政治体制，以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一个良好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不拘泥于西方当代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关注西方近代构建现代政治制度时的理论，关注英美之外的文化在移植这套制度时的反思。这套丛书中包含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值得称道。
第三，我想简单谈谈如何进一步改进这套丛书，使它做得更好。我希望《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第一辑出版之后，今后的第二辑、第三辑应逐步引入匿名评审或较严格的专家评审制度，在书稿正式决定出版之前，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认真审阅，决定是否出版，提出修改意见，这样，书的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刚才简单翻了一下《表达自由》这本书，内容似乎不错，但读了几页，发现几个问题，条理问题、细节的准确问题、语言风格问题，如果作者写作时再斟酌一下会好一些。我讲这些并不意味着从内容上否定这个书。任何人在写作时，都难免有一些错误，如果能够在出版之前请同行专家认真评审，然后根据评审意见作一些必要修改，整套丛书还会再精一些。一套丛书如果能够在学术界确立良好的声誉和地位，关键是要保持从严择书的标准，建立某种机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学术委员会，要切实承担起评审的职责。当然，万事开头难，第一辑能出成这样，已经相当可喜可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