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刑法典对部分贪利性犯罪也规定可以并科罚金或选科罚金，甚至对个别犯罪规定了单纯的选科罚金刑，说明立法者对少数贪利性犯罪并不排斥单科罚金刑，并不完全否定罚金刑于短期自由刑的功能替代作用。但透过对新刑法典刑罚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立法者对罚金刑的功能替代作用的态度比较暖昧。对少数法定刑在3年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贪利性犯罪，甚至个别法定刑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贪利性犯罪，罚金刑可以替代短期自由刑而适用，而对绝大多数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的轻微非贪利性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则没有规定单科罚金刑。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后不协调的现象，与立法者观念深处对罚金刑的性质和功能替代作用认识不足不无关系。
笔者认为，在当代
刑法中，罚金刑与自由刑并科的功能互补作用和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功能替代作用应当得到同样的重视。功能互补可以在发挥罚金刑的经济制裁作用的同时，间接提高自由刑的惩戒效果，从而加强刑罚的综合效应，而功能替代则可以减轻或避免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负面影响，两者的正确运用都有利于最佳地发挥我国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的功能。因此，如果说通过罚金刑与自由刑的并科，实现对严重贪利性犯罪的功能互补是适当的和有益的，那么，通过规定自由刑与罚金刑选科，实现对轻微贪利性犯罪、非贪利性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功能替代同样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对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贪利性犯罪、 非贪利性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除少数具有强烈的伦理可谴责性、主观恶性比较大的犯罪外，都可以规定罚金为选科刑。为了实现罪刑相当和刑罚个别化，笔者并且认为，对法定自由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 原则上只能规定选科罚金刑；对法定自由刑为3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贪利性犯罪，原则上只能规定并科罚金刑，不得同时规定可以选科罚金刑。这样，就可以避免前者并科时的刑罚过量，防止后者选科时的刑罚不足。
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方法。没收财产是最古老的刑罚方法之一，罗马法就规定犯罪人被判处放逐后，应当没收其财产。我国周代称没收财产为籍没，籍没的对象除犯罪人的财产外，甚至还包括犯罪人的家属。以后历代刑律都有此规定。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责任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残酷、苛厉的刑罚等信念的支配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废除了没收财产刑（一般没收），仅规定了与犯罪相关的特定物（违禁物、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犯罪的非法所得）的没收制度即特别没收制度。有的国家虽然保留了一般没收制度，但将其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美国法典》第18篇第3554节仅允许法院对《美国法典》第1962节《犯有组织犯罪侵犯合法组织法》（注：关于该法内容，可以参见储槐植主编《美国德国惩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法律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美国联邦法典》第十八篇：犯罪和刑事诉讼之第1961节至1968节”）规定的有组织敲诈勒索犯罪行为（racketeering activity）和1970 年《毒品滥用综合预防与控制法》第二、三篇规定的毒品犯罪，科处没收财产，对其它经济犯罪则不允许科处没收财产刑。
我国刑法规定了作为一般没收的没收财产刑，同时又规定了作为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没收处分制度。修订后的刑法典在48个条文中规定了近70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罪名，其适用范围与死刑的适用范围大体相当。如此大范围的规定没收财产刑显然也是当今各国刑事立法所罕见的。我国刑法学者对
刑法广泛规定死刑罪名给予了较多关注，而迄今为止对
刑法上规定如此众多的没收财产刑虽有人提出非议，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注：阮齐林《论财产刑的立法完善》（《中国法学》1997年第1 期）一文，注意到了我国刑法中没收财产刑适用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严格限制没收财产刑的主张。）我们认为，在已经规定了与犯罪关联物的没收处分制度的情况下，没收财产刑是一种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的严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实际上是对
宪法保障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它堵塞了犯罪分子的生活后路，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在其适用时，没收财产一般没有数量限制，具有不平等性，并且可能殃及与犯罪分子共同生活的无辜的亲属。贝卡里亚就曾经说过：“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注：〔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此论虽有危言耸听之虞，但确实道出了没收财产刑潜在的非正义性，对此不可不察，用之不可不慎。因此，没收财产刑只能作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打击敌对势力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谨慎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惩治贪利性犯罪的经济制裁手段。对一般贪利性犯罪适用罚金刑就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足够制裁，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适用没收财产刑。具体而言，我们主张，没收财产刑只能适用于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社会安全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以及其他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严重贪利性犯罪，原则上对法定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贪利性犯罪不宜适用没收财产刑。在并科没收财产刑与死刑或自由刑时，也应当对并科的立法方式作区别处理，对主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原则上应当采用得并科制，由法官根据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裁量决定是否并科没收财产；只是对主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才能规定必并科制，对犯罪分子一律并科没收财产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