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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基本上是指梁治平所采用的方式。梁治平在“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一文中指出，“本文使用‘范式’的概念，并不假定历史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同样的性质，其发展、改变循同样之途径，但却保留这一概念的若干基本内涵。具体言之，我以范式概念指历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引以为据的一套不容置疑的理论或信念，这套理论或者信念支配了历史家的工作，决定了他们提问的方式、范围乃至最后的结论。服膺于同一套理论或者信念的历史家形成某种学术共同体，范式正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根据这样的界定，则范式不仅包含方法，也可能包含意识形态因素；范式存在于特定时空、特定人群之中，有其制度化的表现形式；范式可以有层次上的差别，其内容可能部分地重叠，而不同范式可以并存。”[22]显然，这种方式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梁治平意识到了“范式”概念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区别，当然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前提性限定；二是他对“范式”概念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定，因为他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范式’概念富有启发性，但我并不认为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都可以恰当地借这一概念来加以说明；”而正是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范式”概念在梁治平的这项研究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三是他认为，不同范式不仅可以并存，而且还可以有层次上的差别，甚至其内容都可以部分地重叠。毋庸置疑，在没有敲定界分标准之前，便声称存在不同“范式”和不同层次之“范式”的做法，实是这种方式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不只是采用这种方式的作者试图为自己做出的解释留出某种辩解的空间，甚至还会在具体的讨论中消解“范式”这一概念的具体分析效力，更会与库恩所谓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发生紧张。[23]
第三种方式则主要是指张文显等论者所采用的方式。张文显使用库恩“范式”概念的方式，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可以说严谨得多。这不仅一方面表现为他曾经在讨论“权利本位范式”一文中对库恩的“范式”概念做了极其详尽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并未论涉到库恩最终基本上否弃“范式”概念的态度和理据，而且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他采用“范式”概念对其主张的“权利本位论”与“阶级斗争论”之间的论争所做的认真论证。比如说，张文显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有多重属性和意义的权利本位论如何表征，曾引起法学界的苦苦思索。在大家仍处于模糊和朦胧状态的时候，库恩的‘范式’给大家提供了现成的概念，一些学者对这个概念的引进使大家‘眼睛顿时一亮’。于是，有了把权利本位概括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论证，有了‘权利本位范式’的明确说法。”[24]为此，张文显从下述五个方面对“权利本位论”是一种法哲学研究范式的问题进行了相当严密的论证：（１）权利本位论提供了法的本体论的理解系统；（2）权利本位论为法学提供了基本范畴；（3）权利本位范式提供了全景式的法哲学视窗；（4）权利本位范式提供了审视、批判和重构的思想武器；（5）权利本位范式为正在形成的“权利学派”提供了理论背景和理论框架。[25]这种方式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张文显以一种相当严格的方式把自然科学中的“范式”概念适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正是这种“严格”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范式”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适用方面所具有的限度。
综而观之，虽说上述三种方式的特点各不相同，而且分析效力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这三种方式却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特点，即这三种方式都把“范式”概念适用于某个不仅信奉某套相同的不容置疑的前设或信念或者采用某种相同的视角（或方法）、而且基本上同属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的学者共同体；换言之，这种方式所强调的乃是某一理论模式与另一种或多种理论模式之间的区别，而不可能揭示这些理论模式之间所存在的某种更为根本的共同取向。正是这种把“范式”概念简单地套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某一“学派”或某一颇具影响的理论模式的做法，实际上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会同时存在大量理论模式的事实，更是遮蔽了若干极其不同甚或冲突的理论模式仍可能共同信奉某一规范性信念的事实，进而从根本上否弃了“范式”这个概念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极强的分析力量。[26]
在我看来，中国“立法阶段”因缺乏评价、批判或捍卫立法或法律秩序之判准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出现的各种问题，除了技术或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外，显然不是某一法学主张或某种法学理论模式所导致的，而是中国法学在这20多年中形成的若干不同甚或冲突的法学主张或法学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所致。因此，本文对库恩“范式”概念的采用，将遵循如下几项限制性的规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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