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秦王朝误认为“法治”是万能的，繁法苛政，刻薄少恩，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结怨，溃而叛之〔19〕，”最终造成二世而亡的悲惨局面。作为秦朝统治思想的法家“法治”学说也一落千丈，受到世人的冷落。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赢得了社会的安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求重视教化，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法治”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对“礼治”、“德治”、“人治”发挥辅助作用。后来又经过汉代的“春秋决狱”，儒学大师的引经注律和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立法的汉化尝试，封建礼教德化观念逐渐向立法、司法领域渗透。至唐代，《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20〕。”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唐代统治者把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工具，“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者有鞭策〔21〕。”“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22〕。”要使法律产生最佳的治世效果，统治者应该严于律己，提高法治观念，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23〕。”愿意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令，做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法律制度一旦建立，就要求统治者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依法从事，唐代正是人治与法治并重，才出现了被人们称道“贞观之治。”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冲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国门，中国社会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蒙受着深重的灾难和耻辱，这使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力图理智地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寻找一条济世救民、富国强兵的道路。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视作一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介绍给了生命垂危的中国，期望这能使它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中，梁启超以热情地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治主义”闻名天下。梁启超纵观世界近二三百年的急骤变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说：“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24〕。”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中国要想由贫穷到富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25〕”’。为了迅速、广泛地传播西方的法治主义，梁启超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一种间接、复杂的方式，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们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因此，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中国“古而有之”，“法治主义起于春秋中叶，逮战国而大盛〔26〕’。“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管子也〔27〕。”梁启超之所以看重管子，是因为管子的某些言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相通之处，可以借以彰扬西方的法治观念。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这样论述：“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法律范围以外。故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管子。法法篇）》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同上）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十分明显，梁启超将先秦法家的“法治”主张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治理论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在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学说，而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君主立宪，“欲法治主义言之成理，最少亦须有如现代所谓立宪政体者以盾其后〔29〕。”“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30〕。”梁启超具体描绘了君主立
宪法国的蓝图：仿效西方政治体制，设议院，开国会，制定
宪法，实行三权?立，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体制。由此可见，梁启超为迎合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而创造的法治学说，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法治”，也有别于西方的法治，它用西方民权理论启迪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以乞求皇帝恩赐民主为立足点，向君主专制政治妥协，最终导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治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败，不得不放弃对民主法治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