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及人格权是
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而非民法所能赋予，那老百姓的生命权难道是因为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的确认才开始享有的？该问题饶有趣味，同样亦可反施诸己，难道在
宪法没有规定之前，公民就不享有生命权了吗？翻开历史，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包含一个权利法案，直到１７９１年人权法案成为美国宪法前１０条修正案，方由
宪法规定了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难道１７９１年之前美国人民就不享有生命权了？
宪法史上，公民基本权真正获得重视，大规模地纳入
宪法并赋予其实质效力，其实不过是魏玛
宪法之后的事情。纵观历史，私法先于
宪法乃不争的事实，在各国立宪之前，生命等人格权又是如何受到保护的呢？
三、原权利抑或救济权
尹文指出：“民法的任务仅在于用产生损害赔偿之债权的方式对之予以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人格权是否在民法上仅由侵权法保护即可？该问题涉及原权利与救济权之关系。所谓救济权，是由权利侵害发生的原状回复、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原来之权利为原权利。不同的模式选择与各法系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密切相关。
英美法奉行判例法传统，救济先于权利，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官造法，诉讼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所谓“汝给吾事实，吾予汝法律”。故英美法传统，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判例法先于成文法，诉权先于实体权，救济权先于原权利。无须实体法设定人格权作为原权利，当事人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申请侵权令状，即可获得救济，所以由侵权法保护足矣，有救济即有权利。
大陆法奉行法典法传统，权利先于救济，实体权利由法典立法设定，其诉讼仅为权利行使之手段，不具有创设实体权利的造法功能。法官适用法律，其推理采三段论模式：大前提是“找法”；小前提是确定案件事实；最后将抽象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结论，即判决意见。故大陆法传统，程序法仅为实体法之助法，法官受成文法规范拘束，实体权先于诉权，原权利先于救济权。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将“权利受侵害”作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为无权利则无救济的典型特征。以德国为例，其侵权法一般条款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即确定保护权利的范围，所谓一般人格权，其实质功能是将其纳入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其他权利”，从而填补法律疏漏。总之，无原权利则无救济权，立法不确认人格权为原权利，仅靠侵权法提供救济反向设定，与大陆法传统和法典化逻辑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