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宪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精神实质。
宪法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直接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
宪法提供“一个法治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制约绝对权力”。所以，
宪法旨在约束政府，而非约束人民，
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政”。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无论其基于“夜警国家”理念承担不侵害的消极义务，还是基于“福利国家”理念承担积极作为的义务，但归根结底都是国家的义务，而非公民之间承担的义务。人格权
宪法化，将
宪法的“限政”实质淹没于公私法不分的庞大架构之中，与
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
其二，
宪法的适用。通说认为，宪法规范不是裁判规则，其条文不采“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逻辑结构，而仅是原则性规范，不能直接适用，只能通过其他部门法落实。即便我国将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得直接适用，但无论是采取立法审查还是司法审查模式，
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的对象也只限于政府和政府行为，历来只有政府违宪，而无所谓“公民违宪”。可见，回归
宪法不利于人格权的救济。
其三，
宪法的私法效力，学理亦称对第三人效力，即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于何种范围、以何种方式具有拘束力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学说：无效力说；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无效力说不承认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的效力，认为基本权只是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是国家负担的义务，如私人权利出现基本权的空白或冲突，则应追究国家的立法不作为或立法违宪责任。直接效力说肯定
宪法对私人的直接拘束力，法官得在裁判中直接适用。间接效力说认为，
宪法权利不能直接调整民事关系，但可凭借价值补充的方法，以私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为通道，介入私人生活。现今日、德诸国均以间接效力说为通说。晚近，德国史瓦伯所倡的新无效力说有渐趋抬头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