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决定这场斗争命运的因素来看，政治势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从政治背景上看，日本旧民法典诞生的几年，正是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得到发展的几年。进步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过“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的天赋人权思想，有日本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则大力宣传共和思想，对革命的民权运动有重要影响。这些进步思想家和某些主张宪政和议会制的政治家的民主活动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促使自由民权运动在十九世纪70到80年代在日本辉煌一时。一八八八年即自由民权运动最后辉煌的那一年，旧民法典完成。可以说，日本旧民法典是与自由民权运动相伴而生的。它深深打上自由民权的思想烙印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始终遭到保守的日本政府收买、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在小农经济破产、农民阶级分化、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被瓦解的情况下，到一八九零年，短命的民权运动已是明日黄花，政府极力鼓吹绝对主义国家观、并通过一系列对外扩张政策，在国民中煽动沙文主义，绝对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天皇制度和天皇政治体制得到了巩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延期派的胜利，实际上是绝对主义国家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胜利，是天皇专制镇压民主思潮的胜利。旧民法典被延期，标志着启蒙思想在日本的失败。其次，在这场斗争中，政治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学者筱塚昭次指出，日本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这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因为当时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仅此一点，议会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法典，这一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 不仅如此，主导日本政治生活的主张学习德国宪政体制的大官僚伊藤博文、井上馨、井上毅等人此时已经稳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当发现旧民法并不符合他们的政治主张时，便断然让尽速出台民法典的愿望让位于保证绝对主义政治模式的需要，他们也站在延期派一边反对旧民法的实施。因此，带着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遭到政府和议会一致的反对便理所当然了。最后，双方还通过组织支持自己观点的议员在议会内部通过论战以获得支持，可见法典论争的双方也有动用政治力量为自己张目的心态。这样，在一八九二年的日本帝国议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案。从以上各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论争中延期派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学术的胜利，也不是英美法的胜利，而是绝对主义政治家的胜利、也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
　　
【注释】　 参见谢怀栻著《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三期，又见谢怀栻著《关于日本民法的思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60页。
加藤雅信：《日本民法百年史》，加藤雅信等编《民法学说百年史》之序章。三省堂199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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